张维迎：企业常青之道源于不断创新

2007年9月1日，由用友软件主办的“连接世界级管理——中国优势与中国模式”的企业经营与管理创新年度峰会在京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演讲时表示，企业真正的竞争力应该是其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企业要生存，就应该去创造那种“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东西”。以下是硅谷动力发自现场的张维迎演讲全文。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基业常青与创新的问题。我们做企业的都希望做一个百年老店，但是真正能成为百年老店的企业并不多。为什么基业常青如此之难？第一，市场环境在不断变化，即使你开一个餐馆，如果你的菜单老是一样的，你的饭菜配料老是一样的，服务也都是一样的，我想用不了多久可能去光顾你餐馆的人会越来越少。在全球化时代，消费口味的变化，可以说比任何时代都要来得快。第二，技术变化太快。在90年代，我们都知道不少人靠BP机、寻呼机产业发财，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样的产品了。我在80年代工作的时候，办公室用的都是四通打字机，但没过几年，个人计算机全面进入办公室和家庭之后，这个机器便没有任何价值了。索尼公司的WALKMAN曾风靡全球，但现在被MP3取代了。第三，新的竞争对手在不断进入市场，不断摧毁原有具备竞争力企业；没有任何企业敢说没有竞争对手，连微软这样的企业现在也受到Google的挑战。第四点，非常重要，就是企业本身在不断的老化，很多成功的企业最后败了，就是败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了，他们可能有太多的遗产要保护，太多的投入不能放弃，不愿意继续创新，不愿意否定自己，最后就消失了。

表层的竞争力取决于深层的竞争力

我们做企业的最重要的要理解企业究竟为什么存在？企业的价值在于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我想这是我们始终要记住的。任何时候你要基业常青，就要不断地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得给客户一个说法，客户为什么买我的东西，而不买他的东西？作为商学院院长，我经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学生愿意来光华管理学院，而不是去其他学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强硬的理由使得我们的客户选择我们的产品，而不是竞争对手的产品，那我们没有可能基业常青。

这样就走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一般讲的，你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在此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日本管理学家腾本龙宏的一些思想。在《能力构筑竞争》一书中，他把企业竞争力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表层竞争力，就是说表面上、市场上我们看到的东西；第二个层次是深层竞争力，我们一般客户没有办法看得到的东西。表层的东西，好比说你的价格比别人便宜，具有吸引力，这是客户能够看出来的；你的交货期比别人更及时，你的产品广告内容更具有震撼力等等，这些都是消费者，就是买你东西的人直接可以看到的。

但是实际上所有表层的竞争力最终要取决于深层的竞争力。深层的竞争力就是消费者没有办法直接评价的，说到底，就是你真正创造价值的能力。比如说，你的生产效率，你的生产周期，你的产品合格率，你的产品开发周期，等等。同样的资源和要素，你是不是比别人为消费者创造更高的价值？你生产的产品在出厂前可以检查，不合格的可以不上市，消费者看不见，但如果你生产的合格率比如只有70％、80％，那意味着你有20％、30％的资源在浪费，长远来讲你的企业很难有竞争力。而这些深层的竞争力又取决于你企业本身的组织能力，就是你怎么用不同的要素去创造价值，提升你效率的能力。由组织能力决定你的深层竞争力，然后表层竞争力，最后到你的业绩表现，也就是说你赚了多少钱和有多大的市场份额。

我们在企业的运作当中，还有其他的外部因素也非常重要，但我们很难控制。比如说我们同样的企业，我们什么都没有变化，就是由于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好比利率调整了，汇率升值了，原来出口是赚钱的，现在又亏损了。这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如果我们有深层的竞争力，我们才能够适应宏观的波动。以日本汽车企业为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70年代的300多日元升值到90年代的100日元，日本的汽车在国际市场上为什么仍然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就是以丰田为代表的生产方式，本质上要比美国的汽车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更快的开发周期。

在中国，我们必须坦率地讲，太多的企业把注意力放在表层的东西，我们习惯于打价格战，习惯于包装，习惯于做广告。但是这些都是表层的竞争力，不是深层的竞争力，表层的竞争力是很容易丢失的。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在手机的外表设计上搞一些花样，比如镶一个钻石，我们的手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卖得非常的好，但不可能持续。

衡量深层竞争力的标准

谈到深层的竞争力，我要重复一下我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2001年讲过的几个特征，或者说衡量一个企业是不是具有深层竞争力的标准。我用12个字来概括，就是“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第一是“偷不去”。我一直在劝告我们的企业，随时想一下你的企业当中有什么东西是别人不能偷得去的？这个“偷”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偷，尽管这一点是软件企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使你做的东西很容易被别人模仿，被别人复制，那就不具有竞争力。第二是“买不来”。你要问一下你所制造的东西是不是市场上可以买得来？是不是别人比你做的更好？比如说你的计算机企业可以开发芯片，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做的比独立的芯片供应商更好？如果不能做的更好，你去开发它是没有竞争力的。甚至人才也不一定是核心竞争力，因为人才越来越有市场，再好人才都有了市场价码，问题是谁能为这样的人才付得起最高的市场价码？现在中国软件业好多的精英人才都被微软、Google等等这样一些公司挖走了，为什么？因为他能够比我们付得起更高的价码，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付得起更高的价码，是因为这个人在他们的企业里创造的价值比在中国自己的企业创造的价值要大。所以人才也不一定是核心竞争力。第三是“拆不开”。看一下我们企业里不同的人之间是不是要高度的互补性？不同的业务合在一起是不是有更大的价值？比如说一个企业有四个部门，或者有四个产业，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产业分拆开来有更大的价值，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在一起的，一定要解体。每一个企业都要问一下，我这部分业务拆出去以后，我的效率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如果拆出去是提高了，那你就应该把它拆出去。第四是“带不走”。我们要问一下，我们企业所拥有的东西，是不是属于某些个别的员工？如果这些员工离开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如果没有，比如说客户都是客户经理的客户，如果他离开了，这个客户就不会来我们这儿了，那么我们没有竞争力。

我想这12个字是检验拷问我们每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具有深层竞争力的一个标准。我们去麦当劳吃饭，不是因为麦当劳里的任何一个人，麦当劳的CEO换了，店长换了，服务员换了，不会影响麦当劳的生意，这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在此我想特别回忆一下我当年和王文京两个人交流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害怕不害怕你的人走？他说记得早期是害怕的，因为他出去以后和我卖同样的东西，现在不害怕了，即使他卖的价格比我低一半，客户也不会跟他走。为什么？因为用友有了自己的品牌，有了客户对他更高的信任。在财务软件这个领域，要与一个已有品牌的企业竞争不是很容易，所以用友走到今天，与它建立一个良好的品牌是有关系的。我们好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员工可以把他的资源和客户带走，因为没有品牌。

深层竞争力源于不断创新

我前面衡量的一个企业的深层竞争力，但其实是一个静态的深层竞争力。如果动态地看，事情都在变化的。今天偷不去的东西，明天人家就可以偷得去；今天市场上买不来的东西，明天可以买得来；在过去可能拆不开的东西，现在可能拆开了；过去带不走的东西现在也可能带得走了。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软件外包，原先程序都是我们自己写，现在不需要自己写了？因为现在可以买得来。所以对一个企业来讲，你要生存，就要不断的创造这种“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东西。每一个企业领导人都要不断的拷问自己：我现在的竞争优势还能支持多长时间？如果这个时期以后我还有没有可能生存？这就提到下一个问题：如何保持一个企业持续的竞争力。

持续地具有那些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东西，我想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创新。我讲的创新包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经营管理创新，但是作为企业来讲，你经营管理创新再好，如果最后不能转变为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创新，那是没有意义的。也就说，竞争力最终还要取决于我们的产品是不是使得客户更为满意，客户是不是愿意为我们支付更高的价钱。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它的创新都没有意义，因为企业存在的价值，是要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而不是自身做的多么的完善，看起来多么的美好。市场的本质是好坏由客户说了算而不是商家说了算！

我们还要注意到，市场竞争越激烈，竞争优势损失的速度也就越快，维持竞争力就越难。创新是核心竞争力得以持续存在的关键。我还想引证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一句话，他是创新理论之父，所有有关企业创新的原创性思想都来自他，他说创新是什么？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创新意味着你要毁灭自己的过去，创新意味着你在这个产业里毁灭已有成功企业的过去。我们知道现代的好多技术是毁灭了过去，计算机把打字机这个产业毁灭了，DVD把录象机毁灭了，MP3把WALKMAN毁灭了，这就是创新。

对企业来讲，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创新应该是一个公司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我们不要想着创新只是某些聪明的人脑袋的灵感的泄露。创新是一个正规化的、常规化的操作程序，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所具有的创新能力是来自整个制度的设计。这一点坦率地讲中国的企业做的是比较差，看看我们现在的专利，将近三分之二的专利是个人专利，不是公司专利，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恰恰倒过来，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专利都是公司的专利。在中国好多情况下创新仍然是个人的行为，而没有变成公司的行为。

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是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舍不舍得花钱非常重要。很遗憾，我们中国的好多企业在创新上是舍不得花钱的。我们看一下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或者总体而言，在广告上花的钱远超过他们在研发上花的钱。签订一个广告合同在中央电视台几千万，但是要在创新上、研发上让他们投入几百万，他们都觉得没钱。

我们还认识到，创新是一个持续的，持之以恒的过程，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没有任何一个创新是立竿见影的。我举一个例子，宝洁公司在上世纪50-60年代生产的小孩儿用的一次性的尿布，从开始研发到投入市场花了十年的时间，不是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而是怎么能够让这个尿布的生产成本降低到普通的老百姓可以接受，比如每一块尿布不超过3.5美分，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一块尿布的成本在10个美分以上，没人多少人会买你的尿布，所以从研发开始一直到投入市场，把尿布的价格降到市场可接受的程度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好多的创新可能眼前看不出成果，但是它为未来的创新提供了基础。我们有没有这样持之以恒的心态来做这件事就变得特别重要。

我还要特别提到，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中国好多企业喜欢做广告，喜欢在营销上花钱，现在变了一个法子，叫做“社会责任”，实际上好多是与营销活动相关的。营销活动只能创造表层的竞争力，营销不可能创造深层的竞争力。昨天我在和龙永图部长一块谈话的时候，我们俩都谈到这个问题，就像一个人一样，你要想被人喜欢，你就要锻炼身体，使得身体非常的健康，如果你净是化妆，搞表面的现象，没有人会真正的持续地喜欢你。世界上没有一个公司的基业常青是靠广告做出来的，除了创新没有其他的办法。

创新是持续的知识积累

接下来我要谈到企业的知识积累，如果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企业是做不到创新的。我们可以把知识从两个角度分类，第一个分类是根据知识的可以表述的程度来分类，第二个分类是根据不同部分知识相互之间的关系来分类。

从知识的可以表述的程度看，学术界一般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默性知识，或者说客观知识和经验知识。显性知识是可以编成密码的知识，这类知识很容易传输和传授，比如我们写了一个说明书，大家只要看这个说明书就可以操作这台机器，那就是显性知识。默性知识，就是没有办法用文字和语言准确表述的知识，只能不断地去体验它，也没有办法从书本上学到，要靠经验去积累。像我们开车，我们不可能看一个说明书怎么开车就去开车，要真正开好车要不断地实际地练，这就是默性知识，它是经验性的。

从知识的相互关系来讲，我们把知识划分替代性知识和互补性知识。替代性知识意味着有了知识A就可以不需要知识B，或者说这两个知识创造的价值是可以简单相加的，如果知识A创造的价值是100，知识B创造的价值也是100，它们两个一起创造的价值就是200。但是互补性知识的价值是不可以相加的，它们合在一起的价值远大于独立创造的价值，可能是乘积关系。

这样，企业可以积累的知识有这四类。第一类叫做替代性的显性知识，第二类是替代性的默性知识，第三类是互补性的显性知识，第四类是互补性的默性知识。对于企业来讲每一类知识都很重要，但是真正决定竞争力的不是显性知识，不是替代性的知识，而是默性知识和互补性知识，也就是互补性的默性知识。企业最需要积累的就是互补性的默性知识，我们就要拷问一下我们在这方面有多少。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一个优秀的企业和一个不优秀的企业相差有多大？可能不会超过5％！因为企业当中大量的知识，都是大家共同使用的，这是入场券，没有入场券你就没有资格进入，但有了入场券不意味着你能成功。决定你成功的就是那5％，甚至2％、3％，这包含在互补性的默性知识里。因为它是互补性的，所以用我前边的标准是拆不开的，也是带不走的，拥有互补性知识的员工是不愿意离开的企业的，因为一个人在这个企业的工作效率没有办法带到另一个企业里面去；因为它是默性的，所以不容易被偷走，不容易被模仿，不容易在其他企业复制。如果我们把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的员工重新组织成新的企业，重组后的效率肯定没有原来企业的效率高，因为他们拥有的大部分的由经验积累的默性知识已经消失了。那么，我们的企业，是不是我们有积极性、有耐心不断积累互补性的默性知识？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松下是一个很优秀的公司，在80年代松下公司要推出全自动家用烤面包机。这样的新产品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一定要烤出来的面包的质量不能比市场上买得到的面包差，否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他们设计了好久也没有能解决质量问题，烤出来的面包总是不那么满意，颜色是不一样的，口味也不是很好的，原因何在不清楚。但当他们了解到大阪国际饭店的面包是全大阪最好的面包时，就派了八个人的开发小组到大阪国际饭店实习了两个月，跟着那里的师傅学烤面包，最后明白面包的真正质量决定于揉面的过程，他们把这种默性的知识掌握了，然后运用到机器的设计，最后取得了成功，成为松下公司最赚钱的小家电。为什么市场上机器包的饺子不如手工包的饺子，可能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生产饺子机的厂家没有掌握包饺子的默性知识。

在我们企业当中，比如说软件行业，你的销售人员，你的财务人员，你的技术人员，他们之间的知识应该是高度互补的，而且好多是默性的。如果我们搞技术的人，不懂得企业管理的一些基本知识，不能理解销售人员在讲什么，财务人员在想什么，我不相信他能够编出来一个企业感到用起来非常好的ERP软件，所以我想对包括用友这样的企业来讲，建立互补性的默性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企业的竞争力当然最后要表现在利润上。但是真正的利润从哪儿来？实际上就是来自你的创新，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等等。但创新不是技术上的花样翻新，而是你用同样的资源创造出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产品，或者用更少的资源、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质量的产品；创新一定要经受市场的考验，消费者的检验，像前面提到的宝洁公司生产的小孩尿布一样。当然，任何企业的创新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不确定性，没有风险，创新就不会赚钱。一句话，利润来自创新和不确定性。只有最有眼光的企业家的创新才能成为企业利润的增长点。

在这个场合，我觉得还必要重复一下我曾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过的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判断。我强调创新，强调不确定性，其实我们中国的企业也一直在忙着创新，也一直在忙着应付不确定性。那么，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西方企业面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技术的不确定性，而我们中国的企业要用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关注政策的不确定性，应对政策的变化；西方企业的创新主要是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就是如何为消费者生产更高的价值，而中国企业大量的时间忙于制度创新，就是产权改革怎么搞，奖金能不能发，股票期权能不能搞，等等，而顾不上产品的创新。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长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为消费者在乎的是你为他创造的价值，而不是你自己多忙活。当然，经过这几年的改革，特别是WTO之后，中国企业的制度环境已有很大的改善，相对于过去，中国的企业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市场的不确定性，从事产品创新。

做“枣树”，不做“桃树”

在我的老家，我小时候就听过这样句话，就是“枣死三年不算死，桃活四年不算活”。一棵枣树三年不出叶子，不结枣子，你以为它死了，但是它其实没有死，第四年就可能活过来了。一棵桃树，你栽下去了，看着它连续四年都枝叶茂盛，你以为它活了，但到第五年，你可能发现它突然死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因为这两种树的根是不一样的，枣树的根扎得非常的深，所以不容易死；桃树的根非常的浅，所以一旦外部气候环境变化，它就难以继续活下来。我希望中国的企业是枣树，而不是桃树。我们不要追求短期内红红火火，做太多的表面文章，而要着眼长远发展，把根扎深，打造真正的深层竞争力。现在企业越来越注重风险控制，其实，构筑深层竞争力是最好的风险控制。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有危难的时候，事实上只有经过危难的考验，经过死亡考验的企业那才能称得上是成熟的企业。所以即使在经营当中遇到困难也不要悲伤，这是塑造伟大企业的时刻。因为有了这种困难才会迫使你不断的去创新，不断构筑核心竞争力。

（已经作者本人审阅修改）

张维迎：正确理解企业社会责任

张维迎
经济观察报 2007年8月20日 星期一

过去一年多来，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非常热门，不论学界、商界、政界都喜欢谈这个话题。如果你上百度网站搜索“社会责任”这个词，有750万条网页信息；再搜索“企业社会责任”，结果有483万条。

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是反映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评选标准每年都有变化。2002年强调 “创造力、挑战性和影响力”；2003年是“影响力、前瞻性和创造力”；2004年是“创新、责任、健康”；2005年，是“创新、责任、影响力、推动力”；2006年特别把“责任”提到第一位。其他媒体也是如此，2006年 《英才》杂志和《北京青年报》等十家媒体评选“中国管理100人”，社会责任也是第一体系指标。

不仅在中国，国际上也是如此，几乎任何与企业有关的会议都在谈社会责任。不久前我去美国，参加思科公司一个讨论领导力的会议，它也有一个单元专门谈社会责任。

虽然人人都在谈 “企业社会责任”，但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理解不同。在过去，人们谈论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捐款扶贫、办希望学校等等，后来又加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内容。近年来，还有一种观点，强调企业责任的多重性，包括企业对股东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对客户的责任，对供应商的责任，对社区的责任等。这是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概念，英文叫Stakeholder，中文叫利益相关者。传统上，人们强调企业是股东所有的，企业是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存在的一个机构，而Stakeholder的概念认为，企业应该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

人们为什么热衷于谈论社会责任？

如果你去参加一些经济论坛，你会看到，每个企业家坐在台上都会侃侃而谈，第一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第二强调他的企业承担了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出现这种场面的原因，可以理解为他在塑造公司形象。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在消费者和客户当中，它会受到更多的尊重与认同，提高企业竞争力。这对股东也有好处。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同时，在国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潮流，有相当一批机构正在致力于推动这个运动。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舆论中，你说什么话，往往不取决于你喜欢什么，而是别人喜欢什么。这一点对企业家尤其重要，因为企业不能不迎合消费者。所以，在舆论压力下，企业家可能会说一些他自己也不一定相信的话。

坦率地讲，要澄清这个概念很难。但是，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舆论潮流下，大家赶时髦地把社会责任挂在嘴上，使我有一些担心。我觉得，很多人在谈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说教和煽情的成分很多，理性分析很少，这会产生一些误导。这种误导可能使我们的商业环境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所以我想花点时间对这个问题作一些澄清。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困惑与悖论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如同利益相关者概念一样，并不能真正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可以想象，在逻辑上，一个职业经理人要逃避责任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就是宣布对所有人都负责任。这样其实他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如果企业亏损了，他可以说，这是为了照顾消费者的利益；反过来，商品提价的时候，他也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不光对客户负责，还要考虑股东的利益。当然，裁员的时候，他也有道理，因为他要照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这样的概念下，“对所有人负责”其实是对任何人都不负责。

另一方面，一个组织进行决策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相对单一的目标。如果企业要兼顾多个目标，经常没有办法决策。比如，一个公司亏损太严重，从股东的角度看它应该关闭，但是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就没法关闭，因为关闭就要解雇一大批人。再假设，一个企业，现在有几千名工人，欠政府几百万的税。如果它按法律缴税的话，企业就破产了，几千工人就失业了。但是它不缴税的话，这个企业可以做下去，工人还继续有工作。这时候，谁能告诉我们，从社会责任的角度讲，企业应该缴税，还是不缴税？

我们甚至可以问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假如有一个企业，很照顾消费者，免费给社会提供产品，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拿石油公司来说，如果它免费给人们提供油料，会出现什么结果？结果会导致石油过度消费，汽车增多，到处塞车，环境严重污染，石油资源很快枯竭。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从社会责任的概念出发，向消费者免费提供产品，实际的结果并不好。它可能是在破坏这个社会，而不是承担社会责任。

以上这些问题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并不那么简单，它有很多困惑和悖论，有待我们澄清。

关于企业的目标，有一些常见的说法。比如，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管理学家告诉我们，企业要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社会舆论呼吁，企业最重要的是要讲社会责任。这三者之间有没有矛盾？有人认为是矛盾的，例如，经常有人说：一个企业不能只追求利润，而且还要讲社会责任。这种说法隐含的意思是，利润本身是反社会责任的，或者它不是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

但下面我想强调：一方面，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企业追求利润、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及承担社会责任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一致的。利润，是社会考核企业，或者说考核企业家是否真正尽到责任的最重要指标。没有这个指标，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企业行为是损害还是帮助了社会。另一方面，在一个制度缺陷比较严重的社会中，利润可能不是考核企业行为的最佳指标。这时候我们应该想办法，使这个制度变得好，使利润能够真正反映企业和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抛开对社会制度的变革，用说教的方式解决这个矛盾。

从利润、收入、成本说起

所谓利润，有商业常识的人都知道，就是企业的销售收入减去成本。这说起来简单，实践中可能比较复杂。熟悉企业管理的人知道，所谓的成本、收入，会计中可以有很多操纵。有些企业本来亏损，会计上可以做盈利；有些企业盈利，会计上也可以做成亏损。这里假设这些操纵都不存在，然后来分析收入、成本和利润的内在关系。

我们先看，收入是什么？收入是企业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一部分。我强调“一部分”，是因为在自愿交易的市场上，一个企业能得到的收入，绝对不可能超过他对消费者创造的价值，除非这个企业坑蒙拐骗。即使是一个垄断企业，你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是100，你自己可能拿其中99，但你不可能拿101。一般而言，竞争越激烈，企业相对消费者能够拿走的份额越少，留给消费者的剩余越多。

需要提醒的是，在保护个人产权的制度下，每个人都不能强买强卖，但是有一个机构可以强买强卖——那就是政府。因为政府的收入是通过税收获得的。理论上，政府存在的价值也是向民众提供服务。但政府跟企业不同的是：企业要取得收入，必须满足消费者的某种意愿；而不受民众约束的政府，不管你同不同意，都可以征税，都能得到收入。

这就是说，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市场，竞争的或非竞争的，企业获得的收入，绝对不可能超过它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这一点很重要。企业经营者应该明白，你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越大，你可能分享的份额越大。当然，具体份额是多少，取决于你的定价策略、谈判能力等。但无论如何，你不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就别想拿到收入。

再看，成本是什么？对企业来讲，直观地看，它在经营中进货、买材料、雇人，花了很多钱，这就是成本。你雇一个人要花5000块钱，这就是成本。为什么你雇一个人要花5000块钱？因为这个人有市场价码。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无论人员、材料、资源，都有自己的价格。这种价格就是企业使用它们的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就是说，如果你不用它，其他人用它，能创造的最大价值是多少。好比一个人，社会上有其他企业雇他，他能创造不低于5000元的价值。如果在你的企业里他不能创造超过5000元的价值，你就不能用他；或者说，你就用不起他，如果你用他，就是在浪费社会资源，同时你也会亏本。

理解了上面的意思，我们再看，利润是什么？利润实际上是一个尺度，它度量企业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高出你使用这种资源的社会成本多少。如果消费者愿意支付给你的价格，低于你使用这种资源的社会成本，你就亏损了。这时候你如何实现你的社会责任？反过来，同样的资源在我的使用下，创造的价值比任何人都大。这意味着我为社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利润本身就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

我们假定，在同样的市场上，使用同样的资源，一个企业创造了1000万元的利润，另一个企业有200万元利润。现在第二个企业把200万主动捐出来了，从事公益事业了。你告诉我，这两个企业谁更尽到了社会责任？是第二个企业吗？显然不是。

同样的资源，在同样的市场上，为什么创造的价值不同？这就是下面要谈的问题：利润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利润？

利润来自何处

1927年，美国经济学家教授奈特写了一本书，书名为《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利润来自不确定性。这个观点指出，如果市场是确定的，你能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的所有收入，都将化为社会的机会成本。此时，你的产品价格等于成本之和，没有利润可言。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下面举例来说明：

设想有一块土地，每个人都知道，这块土地无论盖商场，或者建住宅，刨除原材料、人工成本之后，创造的价值是1个亿。如果你想使用这块地，必须出价多少？答案是1个亿。因为如果你出价9000万，有人马上愿意付9100万，第三个人愿意付9200万……如此竞争，最后这块地的价格肯定是1个亿。它创造的价值也是1个亿，所以实际上没有利润。但在现实中，人们的判断往往不一样。如果多数人认为这块地创造的价值是1个亿，但某个人可能比别人看得远，觉得这个土地可能创造2个亿的价值，他就会出更高的价，买下这块地。最后如果他判断准确，开发的项目卖了2个亿，多出的这1个亿就是利润。就是说，利润来自不确定性，即人们对未来的判断不一样。这种判断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总有一些人，眼光比别人高明，决策能力、管理能力也更强，所以更容易取得成功。

因为有不确定性，投资就得承担风险，这个利润也是对风险的一种补偿。大多数人都害怕风险，否则保险公司就没必要存在了。但即使每个人不害怕风险，因为有不确定性，投资者的报酬也不一样。一桩生意，十个人干，投资都是100万元，但是成功的可能性只有10%，也就是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成功。那这十个人预期成功的收入达到多少，才愿意干这个事呢？不考虑风险偏好，至少在1000万元以上。因为有了1000万元的预期收入，才能补偿100万元有90%的可能收不回的风险。如果最后十个人无论成败，都把盈利的1000万拿来平分，每人又得100万元，那他们当初就没有必要拿100万元去投资了。而如果我们对这种事后的收入差距不承认，就等于否认企业家的价值。

利润的第二个来源是创新，这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观点。创新在商业上不是指发明，而是指用同样的资源，你可以比别人创造出更高的价值；或者，你为了创造同样的价值，你比别人花费更少的资源。在竞争的市场上，你怎么能够比别人更赚钱？答案很简单：给定一个成本，要赚钱，你的销售收入要比别人做得高；或者反过来，给定一个销售收入，你的成本要比别人低。这就是创新。

一项新技术或商业模式刚出现时，因为不确定性，有人不敢用，而敢用的人就可能从中赚钱。但如果这种技术或商业模式被广泛接受，利润就会平均化为机会成本，不会有人赚钱。几年前，《哈佛商业评论》有篇文章说，IT不是竞争力。它的意思不是说IT不重要，而是说，一旦大家都认识IT的价值，就没有企业因为使用了IT技术而更有竞争力。就像电一样，因为大家都用它，它就不再是一种优势，而变成了你的成本。换句话说，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任何企业都要致力于创新，因为前面有人牵着你，后面有人追着你，如果缺乏创新，你不能赚钱，就会被淘汰。

利润的第三个源泉，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企业对市场秩序的维护。我们经常讲品牌的力量，好多企业都在做品牌。品牌为什么有价值？因为品牌给你提供了消费者的信任。消费者愿意多花钱，买信得过的产品。他不需要讨价还价，节省了交易成本，其中的一部分就归厂家所有，成为品牌溢价。品牌溢价就来自它对市场秩序的维护。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市场上所有东西的商标都撕掉，这个市场是什么样子？除了土豆、大米、萝卜等等，这些可以用眼睛直接判断质量的简单商品，其他大部分东西我们都不敢买，市场会大大萎缩。对企业来说，如果消费者对你更信任，你就能够比别人更赚钱。从社会意义来讲，没有这样的信任，市场秩序没法维持。像伊 利、蒙牛这些企业，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牛奶，还有秩序，使我们可以放心地喝牛奶。所以他们通过品牌获得巨大的利润。

总结起来，利润的源泉就在这三个方面：你有没有能力应对不确定性；你有没有能力创新；你是不是比别人更值得信任。如果这三个你都做得很好，那么你就有利润。

接下去的问题是：企业获得收入之后，为什么一部分人的收入算成本，而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叫利润；或者说，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获得利润，而不是让所有人平分这个利润？

利润是一种责任

我们设想，有100人组成的一个企业，先不论贡献大小，他们如何分配企业利润？一种方法是平均分配，假如每年有2000万的利润，每个人拿20万。但这样一来，每个人创造利润的积极性可能很小，偷懒的积极性会很大。企业出了问题，也没有人真正承担责任。

可以有另一种安排：让其中的99个人拿固定合同收入，剩下的1个人拿剩余收入。所谓剩余收入，就是销售收入刨除原材料、利息、工资等之后，剩下的部分。这就是利润，拿剩余收入的人是老板，拿固定工资的人是雇员。

这种安排的好处是什么？让拿剩余收入的人更好地承担责任，并监督其他的人也承担自己的责任。企业家拿剩余收入，承担的是剩余责任。雇员拿合同收入，承担的是过失责任。

换句话说，作为雇员，只要自己没犯错误，或者老板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责任。而作为老板，只要你没发现别人有错误，出了问题全是你的错。可以想象，工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只要没有犯错误，老板就得付工资，否则就是老板违约，工人可以告他。老板不能说，企业亏了，我不能付你工资了。而企业搞得不好，老板只要没有发现别人有错误，错误都是自己的。老板不可以在消费者面前说，我今年比去年辛苦多了，所以今年的利润一定要高，你们给我多加钱。

谈到这里，大家或许能够理解，在企业制度安排中，让一部分人拿利润，是要他承担最终责任。老板是拿利润的人，对所有员工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出了问题就得负责。所以他得费尽心思监督别人，不让别人出乱子。别人出乱子，作为老板，你不能说，这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这样说就意味着你不想当老板，或者你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老板。

前面讲到，品牌是利润的一个来源。其实品牌价值本身，也是一系列责任组成的。比如汽车厂商，零部件大部分不是自己生产的。一个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有一大批供应商。对一个品牌企业来，所有供应链环节上出的问题，它都要承担责任。假如五级供应商的原材料质量不合格，汽车上路的时候钢轴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是汽车厂商，不是生产钢轴的企业。消费者跟汽车厂商算账，而不是跟供应商算账。因为你要承担最终责任，所以你必须想办法监督供应商。如果你没有能力监督他，进的原材料不合格，组装的汽车有毛病，你就死路一条。

一个品牌企业，对供应链上的供应商承担责任和一个老板对员工承担责任是类似的。供应链是一级一级的。这是一个责任体系，也是一个价值体系。企业承担的责任越大，在价值链上的份额越大。如果不是这样，厂商就不会努力树立自己的品牌。如果汽车出了问题，消费者必须去找零部件厂商解决问题，就没有多少人敢购买汽车。

再想想看，整个社会有多少人？我们需要交易的对象有多少人？数不清。你检查身边的每一件商品，是谁生产的？你不认识！但是你能放心买。这就是市场机制的奇妙之处。它把所有的人分成不同的组织，分别面对消费者，谁出问题一目了然。比如你的电脑是东芝的，出了问题你就找东芝，不能找索尼。所以给每一个企业冠一个名字是很神圣的事，目的是让你承担责任，通过树立品牌获得利润。而在企业内部，有了利润这样一种剩余收入的方式，可以让一部分人承担剩余责任，迫使他对每一个环节都花工夫，让每一个环节都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所以我说，利润就是责任。

回过头看，企业支付的工资、货款、利息等等，都是什么？都是某种形式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工人在你这儿干活，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干活；银行把钱给你，就不能贷给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履行合同。你答应工人付一万块钱，答应供应商一个月内付款，你就要按时兑现。如果你拖欠工资，拖欠货款，不按约定收货、交货，那就真没尽到社会责任。所以大家不要离开合约行为，抽象地谈社会责任，那样不解决问题。

利润的社会意义

进一步，我们看更宏观的图景：利润如何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取决于什么？所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一个企业应该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利润是一个信号！一个行业，如果不论谁在里面干，利润普遍比别的行业高，意味着这个行业资源少，竞争不够。企业追求利润，自然会进入这个行业，使社会资源合理流动。社会应该培养什么人才？如果技工的工资涨得很快，普通大学生的工资不涨，意味着社会缺乏技工人才，更多的人应该去学技工。利润就是起这个引导作用。

如果不用利润衡量，工厂烧锅炉应该用石油、用煤、还是用酒精，你不知道。只有利润能告诉你，哪一种方案是正确的，哪一种方案是浪费的。如果本来应该烧煤，但你用油，结果成本很高，你的利润就会减少，或者亏损，时间一长，工厂倒闭了，浪费资源的行为就自然终止了。现在全球石油供应紧张。中国有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为什么？资源越稀缺，价格越高，你就得想办法开发替代能源。如果石油的价格再高，其他替代性的能源就会越来越多。创造新的能源也是靠利润机制。

我们强调自主创新，但创新能否创造社会价值，也要用利润来衡量。对科学家来说，创新最重要的是满足他的好奇心。比如盖奥运场馆，设计师不关心成本，他只希望他的作品能在历史上留下来，成为他的丰功伟绩。但这样对社会有没有好处？不一定。只有用利润去衡量才知道。没有商业价值的创新，注定是昙花一现，或者只能成为一件展览品。

总之，一个国家的资源利用、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必须靠市场经济和利润机制引导。在世界上，哪些国家资源浪费最严重，技术进步最慢，环境污染最严重？不是强调“社会责任”少的国家，而是产权制度不清晰、价格信号被扭曲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制度，我们空谈这个责任、那个责任，都是没有用的。

反过来看，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最适合谁？第一，最适合政府。为什么？前面说了，企业不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就没收入，但政府不创造价值也可以有收入。所以政府部门要特别强调社会责任。政府没有利润指标，我们只能用这个办法，不断鼓励它为人民服务，好好的干活。第二，非营利性组织。像大学、研究所什么的，社会没有办法直接衡量它的贡献。一个教授、研究员，做得好不好，不像一个企业老总，通过利润马上就能看出来，所以需要强调社会责任。第三类，垄断性组织。为什么呢？垄断性组织的利润，不表明对社会的贡献。它赚钱很多，但不是由于它有创新，不是由于承担风险，而是因为垄断了资源。像石油、通信这些垄断性的行业，要特别讲究社会责任。

说到底，一个人或企业对社会是不是有贡献，最重要的不是看口头上的责任，而是看这种责任的可考核性。对应的英文有两个词，一个叫Respon-sibility，一个叫Accountability，理解这两个词很重要。如果“责任”不具有可考核性，就像前面讲的，有的人声称对所有人负责，其实他可以对谁都不负责，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做了分内的事，甚至不知道一个企业是在做好事还是坏事。计划经济下，每一个商场门口都会有一个牌子 “为人民服务”。每次宣传都会强调为人民服务，但结果又怎么样？非常糟糕。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对人的责任强调得不够，而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制度，对人的行为没有正面激励。

怎么办——制度缺陷下的抉择

现在已经知道，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企业追求利润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一致的。换句话说，赚钱是否意味着你对社会作贡献，是衡量一个制度是否完善的标准。在一个接近完美的制度下，赚钱几乎等同于对社会作贡献；而在一个很糟糕的制度下，赚钱就必须损害社会利益。当然，现实中，这两种极端的情况很少见。制度总是介于完美和最糟糕之间。这时候，我们干一件事，比如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有四种可能：第一，对社会有价值，同时也能赚钱；第二，能赚钱，但对社会没价值；第三，对社会有价值，但不能赚钱；第四，对社会没价值，也不能赚钱。

面对这种情况，从全社会来说，首先要努力完善制度，使得社会尽量向第一种状况靠拢，而尽量避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一致。但可以想象，无论怎么努力，要创造完美无缺的制度是不可能的。因此，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企业，总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一件事，对社会有价值，但不能赚钱，这样的事做不做；或者，一件事能赚钱，但对社会没价值，这样的事做不做？

中国的古话很有意思，对上面的情况，我借用几个比喻：第一类，做事对社会有价值又能赚钱，是什么人？是君子。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你对社会的价值。第二类是什么人？做事对社会没价值，但自己能赚钱，这是小人。所谓做君子不做小人，应该干这样的事，不应该干那样的事。第三类是什么人？是圣人。他做事对社会有价值，但自己吃亏，过得不好，这样的人很伟大，我们很尊敬，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第四类人是什么？那是傻子。只有傻子，才干损人不利己的事。这样的人大家不用担心，不会很多。不信你去试，很快被社会淘汰。

对照这几种人，应该呼吁，当你知道一件事没什么利润，但对社会有贡献，你应该去做。好比一个地方发生瘟疫，这个地方很穷，作为药品厂商，你应该送一些免费的药。反过来，一件事可以让你得到蝇头小利，但这件事有损社会利益，你就不应该做。比如有的药过期了，吃了有副作用，但是消费者不知道，你卖了还可以赚钱，但你不能去做。这时候，社会责任的概念是有意义的。包括污染问题，因为现在法制不健全，有些行业规范没有建立起来。你明知道某种产品的污染很严重，造成的社会损失很大，但你为了追求利润去做了，就没有尽到社会责任。

一个社会可以提倡圣人的精神，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更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设计，奖励君子，惩治小人，把更多的小人变成君子，把更多的事变成君子可为之事。换句话说，不要空谈社会责任，要着眼于改良我们的制度，让大家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责任只能由可考核性保证，所以最重要的是把产权制度搞好，把价格制度搞对，把激励机制搞活。这样社会才是健康的，每个人才能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当我们发现企业行为与社会价值发生错位之后，要分析问题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产权制度有问题，使得那些企业领导人只追求短期利益，不考虑长期对这个企业的影响？我们的价格制度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定价太低，使资源配置发生了扭曲？

比如，现在担心矿难死人太多，如果煤矿开采权由3年提到30年，比天天教育煤老板爱护矿工要重要得多。如果只管教育，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今天开煤矿，明天能不能开不知道，那他干吗要买安全设备？如果买一套安全设备要花一千万，二百万没赚回来，就不让干了，他怎么办？如果给他30年产权，甚至是永久性产权，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用你检查，他自己比你还小心。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基本原理：在一个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竞争性市场上，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直接追求社会的好处，效果还要大。

最后总结一下，社会责任是有意义的，因为制度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它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因为缺乏好制度，责任是难以考核与落实的。对企业家来说，他们的真正责任，是在诚信守信的基础上，通过为客户创造价值，赚取利润，同时给更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给国家上缴更多的税收。别搞华而不实的东西，今天剪彩，明天作报告，一总结一大堆，但企业搞得一塌糊涂，那是对全社会的不负责任。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本文由作者根据其2007年4月14日在“第十四届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调查结果发布暨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的演讲整理而成）

　　祝贺与期待
　　——2007年7月7日在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亲爱的同学们：

　　在你们圆满完成了在北大的学业，即将开始人生新的旅程的时候，能够以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身份在这里对你们及你们的家人表示祝贺，是我莫大的荣幸。

　　此时此刻，除了祝贺你们，我还要表达对你们诚挚的谢意和期待。

　　我要感谢你们，因为正是你们以及像你们一样的一批批学生的成长，才证明了北大的价值所在，光华的价值所在；才使得我本人有了这样一个神圣的就业机会，使得我的工作乐趣无穷，生活的更有意义。

　　同学们，你们将奔赴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工作、学习岗位。我相信，或迟或早，我一定能够见到你们所在单位的上级，你们的同事，或者你们的下级。我期待着，从他们不同的嘴里，说出同样的话：北大的学生是最棒的，光华的学生是最棒的。

　　我希望，你们不仅有远大的抱负，而且脚踏实地，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伟大的事业。

　　我希望，对于你们每个人来讲，“北大人”、“光华人”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是对自己的责任，对你们所在家庭的责任，对你们工作的机构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你们必须时时刻刻以精英标准要求自己，做个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同学们，人生的道路很漫长，既铺满了鲜花，也遍布了荆棘。我希望，你们既能够经受住各种物质和名誉的诱惑，又能够经受住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请你们记住我大学同班同学冯仑先生讲过一句话：“伟大是熬出来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每一个北大人，每一个光华人，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大家荣辱与共，每一个光华人有责任帮助其他光华人。

　　同学们，你们手里的文凭，究竟价值几何，不仅取决于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自己的成就，而且取决于光华未来的发展，未来光华人的成长。我希望，不论你们离母校多远，毕业多久，都能够抽出时间回来看看，永远关心着光华的发展，为母校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也要借此机会表达我个人对你们每一个人对我本人的关心和支持。我从1994年来到北京大学，工作已经十三年，1997年来到光华管理学院，工作已经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尽自己的努力，为北大的发展，为光华的发展做了一些事情。但我也体会到，在中国，做任何一件事，尤其要做与众不同的事，做对社会进步有价值的事，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经受了很多的褒贬。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作为你们的院长，我一直坚持：做人坦坦荡荡，做学问认认真真，作院长兢兢业业。（掌声）谢谢大家。

　　同学们，依赖于北大的品牌，在厉以宁老院长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光华管理学院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商学院，我们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我们必须承认，与哈佛、沃顿、凯洛格这些世界顶级的商学院相比，我们还有很多的差距；在迈向世界一流商学院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重大的挑战，任重而道远。

　　作为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我深感责任重大。我的任务，就是带领大家克服这些困难，迎接这些挑战，以最快的速度实现我们的目标，把光华管理学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商学院。自去年9月正式担任院长职务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为学院的发展操心，甚至在做梦中考虑的也是学院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你们以及我们所有的校友，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在看着我，如果不能在我手里把光华管理学院建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我就愧对了大家的期望和重托，无颜面对大家。

　　同学们，你们就要毕业了。但是，光华管理学院对你们的责任并没有中断。以后，学院将组织各种各样的校友返校学习活动，要让光华管理学院成为你们永久的精神家园和知识源泉。

　　我向你们承诺：光华的未来更美好。

　　谢谢大家！

　　张维迎

　　我对我的为人很自信

　　可以说，我所知道的经济学者里，我个人的自我保护能力最差，经常把自己当作一个靶子。好多事我是不太想保护自己的。

　　如果你骂我道德败坏、勾结富人、无视民间疾苦，那只能说明你不了解张维迎，我对自己的为人做事很自信。有人说某个企业家花8万块就把张维迎搞定，那你就太小看张维迎了。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记者 陈东 记者 傅小永 发自北京

　　是算术题，不是道德题

　　人物周刊：去年三月，你发表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前，是你遭质疑和非议最激烈的时候，你的写作动机是否为回应质疑？是否达到你的目的？

　　张维迎：其实这篇文章不是简单地为了回应别人对我的质疑。当时，整个社会讨论公共问题过分情绪化，非理性，不但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而且还可能帮倒忙。每个人都有发泄情绪的权利，但讨论公共问题一定要冷静理性，找到解决办法。

　　比如最简单的，造成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是腐败，为什么会腐败，因为政府权力太大、政府垄断，那就解决政府垄断、权力过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说，要杀富济贫，杀富济贫从来不能解决分配问题。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说清楚应该怎么做。

　　人物周刊：“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是你的文章里最刺耳的一句话，这样的表述是否进一步刺激了公众情绪？

　　张维迎：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因为特别容易引起误解。它不是道德题目，不是我学品有问题，要为官员说话，是他们的代言人。这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分析谁的利益受损最大，是为了说明谁最可能给改革设置阻力，利益受损最大的集团，当然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可以说些生活体会。我在农村时，家里一年也吃不上一顿白米饭，但干部到了农村，家家都争着请吃饭，你跟干部搞好关系，你的儿子当兵啊、招工啊才有机会。但是现在干部去了，没有人请，至少没有那么多人请，从农民和政府官员的相对位置上看，农民的位置上升了。

　　原来姑娘找对象，最好找干部，干部找不到了，才找国企工人，国企工人找不着了，才找集体工。现在未必是这样了，姑娘不一定喜欢找干部，可以找IT人士、外企员工、自己创业的个体户等。那个时候装电话，得是局级干部，坐飞机必须有干部证明，普通老百姓有钱也没门。

　　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官员的整体地位相对(不是绝对)下降了，是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改革的过程，也是权力从政府手上转移到民间的过程。政府官僚是改革最主要的损失者，因为他们的特权和寻租行为都将在改革中被减少或者消除。

　　人物周刊：政府官员内部，相对位置也发生变化？

　　张维迎：官员也有失落感，一些冷门的部门，现在反倒比较牛起来了。税务、工商、银行，原来没几个人愿意去，什么鬼地方，去的是门路少的人，现在却是最热的部门，挤破了头也要进去。而原来热门的部门，现在没几个人想去。我强调的是，社会变革后不同身份相对位置的变化，这本身是个好事。如果从朴素感情上讲，我现在经常回老家去，现在农民在政府官员面前的腰杆比文化大革命时直多了，就这么一句话。

　　人物周刊：对政府官员既得利益的补偿，是个容易引发公众情绪的话题。他们本身是政策制定者，掌握议价的权力，让他们自己制定方案对自己进行补偿，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太书生了？

　　张维迎：里面当然有技术性难题，需要好好研究。但不这样，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依赖于如何减轻来自政府权力部门的抵制。回避这个问题，带来的社会成本更大。你不给他们明补，他们会偷偷地暗补。

　　改革不同于革命，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对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在文章中也说了，为什么国有企业连年亏损但领导人吃喝拉撒都报销我们可以接受，而给他们一些补偿换取他们让位，我们则不能接受，这其实是一个观念问题。我的体会，开放近30年，但我们还是习惯于用革命暴力和剥夺的观念来理解现在的改革，容易把改革简单化和情绪化。

　　人物周刊：简单解释何为革命，何为渐进式改革。

　　张维迎：我赞成渐进改革，这是20多年来的观点。社会不能休克，一定要持续生存。历史上看，革命的代价非常大。渐进改革中，可能有一部分人受损，另一部分人得益，但得到的要大于失去的，然后你才拿出东西给受损的人予以补偿。这逼着我们把蛋糕做大，蛋糕做不大拿什么来补偿？蛋糕做不大，只能是革命了。所以渐进式改革一定追求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人物周刊：所谓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有不少人怀念文革时代，怀念毛泽东时代，你如何评价这一社会现象？

　　张维迎：我非常遗憾，我们对文革的反思远远不够。如果我们不反思，年轻一代的人大概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文革了。

　　举例说，现在，我们对部分富人有仇视心理，凭什么他拿这么多，我拿那么少？我们应该想想，20年前，谁去经商？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是当时的弱势群体。他们没办法进入政府、国有企业，找不到工作，只好自己干个体。当时干个体不仅有政治压力，甚至连对象都找不到，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年广久，当时雇了几个人，公安机关要逮捕他，抓起来坐牢，说他剥削。

　　后来邓小平批了，说不能抓。现在听起来是个笑话，自己创业自己养活自己，还要被抓起来。而这是不久前的事。当然，富人中也有不法分子。现在，不少人对这些情况已经不了解，对改革过程的艰难越来越陌生。不懂得历史，就不可能理解现实，就不可能为未来的发展找到好的解决方案。改革开放是怎么走过来的，需要多一些人多一些书多一些文章，要有人做这件事。

　　我只能说皇帝衣服的透明度太高了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是中国的“教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教人致富)。

　　张维迎：教人致富不是什么坏事。但我建议不用这个词，不希望有新的误解。学术界，大家都理解你的意思，不会太在意用什么词，而且我喜欢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帮助别人理解，但现在用词有点提心吊胆。

　　学者用词拘谨，说套话、假话、错不了的话，表达思想的语言都死气沉沉，不是什么好现象。我也不追求什么语不惊人死不休，只是喜欢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表达思想。依我看，大量的经济学文章都充满了大话和假话。

　　人物周刊：甚至不敢说话？

　　张维迎：没有办法。麻烦不在于你一张嘴，别人就怀疑你的学品、人品，因为不仅在中国，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遇到这个问题。我的担心是，很多学品、人品不好的学者，反倒被认为是英雄，代表“社会正义”，代表“学术良知”，他们只要喊几个口号，就被认为是为人民服务，这个现象非常可怕。这个社会是非颠倒，好人被误认为是坏人，坏人反倒被认为是好人，真正的机会主义者、以学术的名义谋求私利的人，反倒被吹捧为“社会良心”、“民意代言人”。

　　人物周刊：一个普通人，如何识别“民意代言人”？

　　张维迎：如果我们静下心来看看历史，就会发现，哪一次运动不是自我标榜为“民意代言人”？标榜自己是民意代言人的，多半是坏蛋，这是历史的经验。世相复杂，笼统的“民意”是很粗糙的说法。“民意代言人”了解真实的民意吗？假如既不了解历史，也不调查现状，一上来就是“民意代言人”，我们如何相信他不是在糊弄人？

　　人物周刊：是否认可“企业家代言人”的角色？

　　张维迎：我从来不为讨好任何人(包括大众媒体和企业家)而说话，这样的讨好，其实是愚弄。我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代表某一个群体，我只代表我自己。企业家有他们自己的代表，我只是个学者，我对企业家的批评，你可以去网上看看，太多了。学者的主张和建议可能对某一群体有利，但他并不是利益代表，学者既不是利益代表，也不是民意代表。我来自农民，不能说，我全为农民说话，因为农民和工人之间也可能有利益冲突。

　　人物周刊：如何评价经济学者这个良莠不齐的群体，被利益集团收买应该不新鲜的。

　　张维迎：现实中，肯定是有人被收买了。而且这些被收买的人，善于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他们实际上是想控制舆论。茅于轼有句话，人民群众往往不了解谁是真正为他们说话的。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大众这么容易被蛊惑。有位学者说，浑水摸鱼什么时代都有，但没有什么比一个经济学冒牌货将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朋友而获得胜利更加容易了。

　　人物周刊：你一直主张学者做学问要独立，要超越自己的出身和阶层，独立地发表意见。你自己做到了多少？

　　张维迎：我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即使我在体改委工作时，我仍然是从独立的学者角度去思考，我提出的政策，政府你爱听不听，不爱听就别听。学者观点的变化，应该源于本身思想的进步，而不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那是机会主义分子。

　　我强调学者的独立。做事从个人利益考虑，作为普通人是可以的，但作为学者却不能这样。比如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不能只想我们村怎么致富，不能说我在北大，我就想着怎么让北大致富，我要看得更远。超越身份，这是非常重要的。

　　人物周刊：多数人印象里的张维迎，是不断挑战公众情绪，无视民间疾苦、高高在上的经济学家，是否打算修正？如何修正？如何看待媒体眼里的自己？

　　张维迎：与其说这是大多数人印象里的张维迎，不如说这是部分媒体印象里的张维迎。我不在乎这个。其实这个社会难的不是骂企业家，难的是面对大众舆论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非常遗憾，现在谁骂企业家，谁就是“劳动人民的代言人”，谁说一些支持企业家的话，谁就一定拿了人家的好处。这是荒唐的逻辑。

　　部分大众媒体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应该不是少数吧。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

　　媒体在这个社会应该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开放了，这是大好之事，但是媒体也应该越来越有理念、价值观和信仰。如果通过有意误导，恶意攻击，博取廉价、非理性的喝彩，我不知道媒体人的信念在哪里。自由，意味着更多的选择，选择推进社会进程，还是破坏社会，不要把所有的错都归给别人。媒体本身浮躁、造假、哗众取宠，你怎么让这个社会不造假、不哗众取宠呢？当媒体说自己为民做主时，他们多大程度上花费心思去调查考证真实的民意，真实的现实呢？

　　人物周刊：你的观点常引起争议的原因是什么？

　　张维迎：我的老师、同事，甚至单位领导都经常提醒我，说你政治上还不成熟。所谓政治上成熟，就是说话要圆润，句句都对，但什么都没说，谁也挑不出你的毛病来。政治上成不成熟，成了学者说话的一个前提。但我一直不屑于那样做，还是我行我素表达自己。媚俗和媚上都不是严肃学者。

　　也不是说我有足够的勇气，完全不顾忌。只能说，我保证不说假话，不能保证所有的真话我都敢说。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说，我不敢说皇帝没穿衣服，我只能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这是我能做到的。我不想做无畏牺牲，但是你让我太委屈自己，说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我也做不到。可以说，我所知道的经济学者里，我个人的自我保护能力最差，经常把自己当作一个靶子。这个东西我不想多谈。好多事，我是不太想保护自己的。

　　我的自我说服就是有足够的耐性

　　人物周刊：是否委屈？如何自我说服，消除委屈？

　　张维迎：你想做严肃研究，说真话，就要有这种心理准备。我个人是无所谓的。我的担心是，如果真正科学、严谨的声音，因为被谩骂，得不到充分自由的表达，社会被非理性的情绪所左右，对大众的长远利益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我的自我说服，就是我有足够的耐性。不喜欢眼前的谩骂，但也不喜欢随意的喝彩。

　　学者和商人有何不同？商人研究你的偏好，你喜欢什么颜色，他就生产什么颜色。学者是认为什么颜色好，就说什么颜色好，虽然你可能不喜欢，骂我，我也想说服你。学者和商人、政治工作者是不一样的。

　　人物周刊：你的一个同事对你的评价，典型陕西人性格，耿直、缺心眼、甚至有点二百五。

　　张维迎：我并不把二百五当作一个贬义词。二百五是很透明的，并不隐藏什么。我认为自己是个比较透明的人，怎么想就怎么讲。很多人在怎么想和怎么说之间有个长长的过渡，这一个过渡可能要三个月，你听他说话，还要猜他心里怎么想的，这个场合说什么，那个场合说什么，想这些花花肠子，没什么意思。

　　人物周刊：你如何认识自己这个靶子的意义？是否不仅是你和媒体之间的误解，而且是一类学人和传统文化、教科书之间的矛盾？你的自我激励机制？

　　张维迎：如果你骂我道德败坏、勾结富人、无视民间疾苦，那只能说明你不了解张维迎，我对自己的为人做事很自信。你可以问问我身边的人。有人说某个企业家花8万块就把张维迎搞定了，那你就太小看张维迎了，我不相信能被谁买动。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可以仔细讨论，而不是随意谩骂、断章取义。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只是有人反思早一点，有人反思迟一点罢了。

　　我们教科书里的一些基本概念，是需要重新梳理的，而这些概念的混淆、知识的约束，也是改革的阻力之一。举例说，一讲到雇主和雇员，就想到剥削，一讲到买方和卖方，就想到利益冲突，实际上他们利益的共生要远远大于利益的冲突。

　　我的自我激励，现在40多岁，希望到60岁、90岁时，我之前写下的一字一句，还能经得起时间考验。

　　人物周刊：骂战的承受范围，有无不可容忍之时。

　　张维迎：惟一有点难堪的，是有人在《西安晚报》上骂我，说的话龌龊，而老家的父母和亲戚看得到。否则我根本不屑一顾。

　　我不是百分百了解情况，但知道有人有意编造故事，我没回应过。我不愿纠缠于概念之争，所谓左派右派，没有兴趣，喜欢单刀直入讨论问题。我们老家有句话，宁跟君子打个架，不跟小人说句话。和正人君子打架都行，和小人话都懒得说。

　　人物周刊：你是否激进、理想主义？反观现实，你的逻辑实现与否？

　　张维迎：我从不认为我激进，我只是认为我理论比较彻底，讲究逻辑。认可坦诚、有信念、与人为善的人。经济学者大都贴近现实，喜欢问可行性在哪，要素条件是什么。

　　我觉得实现了。当然没有任何一种逻辑可以在现实中完全实现，但我自豪的是，在我们这代经济学者中，要找到像我这样20多年里，写的东西前后保持一贯性的，可能不太多。前两年出版文集，20多年前发表的文章一个字没改。还没有过时。

　　在“改革”名义下，干着和改革不相符的事

　　人物周刊：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以及对日后学问和为人的可能影响？

　　张维迎：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农村，上高中到县城，毕业后回农村。两年后，听到村里的广播说恢复高考。1977年上大学，坐火车到西安，第一次见到火车。

　　日后的研究，和这段经历密切相关。在农村时，没有系统的知识，也不敢做系统的质疑，但是很多现象，是困惑已久的。我们这代人，到城市后饥渴地学习知识，很重要的动力，是为了解释我们在农村生活里的种种困惑。

　　可以举好多例子。大面积的公地，小量的自留地，但是大量的粮食产出不是来自公地，而是来自自留地，青黄不接时，救命的，就是这自留地了；农民自己都吃不饱饭，还要把粮食以低价卖给国家；农民想养鸡，政府限制不能多养，下的蛋自己不能吃，要交给国家。

　　小的时候，一句话记得很清楚，大人说，生产队里年龄越大的，干活越老实，越年轻的，越爱偷懒。这是实话。但是等我自己当了农民，年龄大的也开始偷懒了。后来想清楚了，年龄小的，一参加劳动，集体公社，激励机制就是错的，自然偷懒，而年龄大的，年轻时因有好的激励机制，可能养成了好的负责的劳动习惯，但激励机制变了，时间长了，自然也开始偷懒了。

　　10来岁时，我也做过小买卖，自家有果树，自己挑着水果去卖。也当过建筑工人，在一个工地，修水渠，12岁利用假期去干了一个月，离我们家60里，开山放炮，打扫炮眼。在农村的经历看似简单，但是后来研究的所谓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大都源于此。

　　人物周刊：大学时的思想转变过程。

　　张维迎：喜欢读原汁原味的，而不是中国学者批判性介绍的书。印象最深的是《自由的选择》，读了好几遍。另一本《中级微观经济学》，台湾出版的繁体字版，我至今还保留着。学校也没有学霸，我可以毫无拘束提出任何一个观点。后来到了体改所，尽管所里思想开放，但像我那样对市场经济、对市场机制有那么深的信仰的人，应该说还是不多。

　　现在，大家基本上已经同意了，市场经济不是个经济术语，它是文明社会最底下的一块基石。

　　人物周刊：1984年，你第一个提出后来影响巨大的价格双轨制，当时你25岁，如何做到这一点？ 因双轨制而来的官员腐败，是针对你的最激烈的批评？

　　张维迎：不是念旧之人，但回头看，1980年代还是最激动人心。新思想风起云涌，满足变革时代的需求。我运气好，另外，可能也因为我思考问题喜欢追根究底，不人云亦云。我的文章，在当时也是很有争议的。当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我的文章是争议最大的议题，后来我说服了大家。

　　双轨制产生了官员腐败，这是它受到批评的原因。但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现在双轨制寿终正寝了，这是它的胜利，不是它的失败。不仅当时，可能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替代办法。

　　人物周刊：1980年代初，老一辈学者无力回答现实问题，为年轻学者提供了机会。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直接到了改革的前沿机构“体改所”，你是否意识到或如何定义自己的使命，体改所6年对你的研究及影响是什么？你认识的体改委是怎样的？

　　张维迎：当时体改委场面热闹，随处可见新知识、新见解，可想而知，一个26岁年轻人的兴奋和激动。到体改委之前，我只是一个穷学生，从社会底层，突然间变成一个对改革政策有一定话语权的国家机关研究人员，当然不会再有报国无门的牢骚。还可以出去调研，掌握大量一手资料。

　　也近距离观察了改革本身的难度。政府官僚总是按照他们的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改革，使得原本很大胆的改革措施变得谨慎小心，敷衍了事。我的一位同事说，所有被提出来的方案，包括试图实施但以失败告终的，和已经成功实施的，都是各种复杂力量角力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运用经济模型所能得到的。这也是不少学者同意对政府官僚既得利益补偿，减小阻力的原因。

　　实际上，政府各部门坐在一起，为某一方案争论时，每一部门申辩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改革方案本身就是博弈过程，不同利益的博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之间，计委、经委、体改委之间都有矛盾。体改委的特殊性，在于它只研究问题，提出建议，并不掌握资源配置的权力，这种相对的利益中立和超脱，是至关重要的。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那一代年轻经济学者后来的命运分野？

　　张维迎：自由宽松、追求卓越的学术范围，使他们提出了既对当时的政策有影响，又有一定学术生命力的观点，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或从商或从政，已经不再从事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了。非常遗憾。实际上，中国渐进式的改革绝不是人为设计、自上而下的结果，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是由普通老百姓发起的。

　　人物周刊：近年不少学者撰文“想念体改委”，以及建议“恢复体改委”。你的看法如何？

　　张维迎：我当然想念那一段生活，它对我后来的成长非常有意义。但1990年代后已经名存实亡，后来甚至连名分也没了。现在各部门一汇报，没有任何抗衡力量，使得“改革措施”更加容易变成某些部门追求自身利益的借口。各部门自行制定“改革措施”，在“改革”的名义下，干着和改革不相符的事。

　　从来没写过奏折什么的

　　人物周刊：“对学者而言，理论上的彻底性，比什么都重要”，在体改委工作期间，如何平衡政策建言和理论彻底性之间的矛盾？

　　张维迎：我从来没写过奏折什么的，也从来没有写过给领导的建言什么的。我的政策建议，不过是理论研究的副产品，绝不会为了政府已经颁布的政策做注脚，也不会为了迎合政府口味而修改自己的观点。我直截了当表达自己的观点，听不听是政府的事。

　　我自己选择离开，不在政府部门工作，但我仍然希望，政府有更高质量，学者能在政府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我也绝不会因为政府没有采纳我的观点，而认为政府不尊重学者意见。政策复杂是政治的产物，不是科学研究。一项政策，我推导出三个可能结果，必须说完，政府说，说第一、第二吧，第三个要反着说。有人喜欢第一点，说一好，有人说二好，不说完，等于什么都没说。

　　我从来不写约稿、专栏，谁约也不写，也是担心东切一块，西切一块。现在更是这样，发表文章，胆战心惊，害怕被人抓住小辫子。

　　人物周刊：从1982年开始研究经济学，至今25年，“中国的经济学家最难做到的是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因何有这一感受？

　　张维迎：一年不同一年，一阵不同一阵。今年可能松了，明年又紧了。我喜欢1980年代，大概也因为年轻，凡事憧憬、兴奋。那时候，1万字的文章，一个晚上能写完。水自然往上喷起的感觉。但无论1980年代、1990年代，学者表达思想，最大的顾忌还是意识形态。

　　1983年，受全国批判时(因发表《为钱正名》)，学校开会总结教训，说对研究生的管理太松了，发表文章，也没有请示领导。1984年又不一样了，《经济日报》头版发表我的文章，央视的新闻联播也播了摘要。学校又总结了，要用民主的方法培养研究生。1983年我是坏典型，1984年又成了好典型。

　　这事也给我一些启示，做学问不要太着急，只要你的研究有价值，早晚会得到承认的。我在1986年写的一篇文章，2万多字，《经济研究》1987年第一期，清样都做好了，突然之间说要撤掉后一半，到1999年才全文发表，但它仍然是有价值的。2000年，杨小凯引用了我在1986年的那些观点。不是吹牛，我是中国学者里论文被引证次数最高的。

　　人物周刊：你的自我评价，更希望是个纯粹学者，还是管理者？

　　张维迎：我自己希望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但是有时候身不由己。我以前说过，我夫人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两支足球队比赛，A队频频破门得分，而B队连人家的半场都过不去，后来B队的守门员一气之下自己带着球冲破防守，终于打入一球。我有点像那个守门员，看到现状着急。我还是回来守门的好。

　　可能，我最应该是个学者。现在，不少学者，认真调研，对现实有见地，但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说话。哗众取宠的商人学者俯拾皆是，真正的思想者却沉闷着，不敢说话，不愿意说话，这不是个好现象。

　　人物周刊：是否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贫富悬殊过大？

　　张维迎：我一直怀疑。我所了解的数据，城乡差距，在0.35(基尼系数)以下，严重地区也很少超过0.4。这是复杂问题，要翔实调查才能有结论。

　　人物周刊：何为主流，你的看法是否主流？

　　张维迎：我也闹不清什么是主流，其实主流这个词有一定的误导。在中国，官方的主流和民间的主流不太一样。好多东西，都安上主流的名字，其实只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我过去发表的东西，经常不合主流，是异见分子，你看我的书就知道了。如果我的东西变成了主流，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社会的悲哀。

　　(实习记者周璇对本文亦有贡献)

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偏见与挑战

【2007年6月15日，北京中外企业人力资源协会(HRA)主办的两岸三地人力资源交流大会在北京亮马河饭店隆重举办。本次年会的主题为“全球化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与发展”。以下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演讲实录。文章内容及标题已由本博客管理员进行编辑。】

我讲的题目叫《非对称信息、非对称感知与人力资源管理》。很多人知道，人力资源管理是很麻烦的事。为什么人力资源管理这么麻烦？我想，核心问题有两个：

第一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对一个人的能力，对一个人的品德，对一个人工作当中的努力，都存在着雇主和雇员、主管和部下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第二是非对称感知。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感觉可能完全不一样。你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和我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同的信息和不同的感知，给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一系列问题。我们的好多不满，好多困惑，如职位的安排，报酬的确定等，都可能与这两个因素有关。

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人力资源管理面临新的挑战。我们的员工队伍变得非常的多元化。这样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员工之间收入的差距在扩大。每一种岗位，原面向一个地区招聘，现在是在全球范围招聘。结果，高技能的员工，薪水进一步增加；而低技能的员工，薪水增长的程度就会小。

例如，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有大量低技能的制造业工人，拿着非常低的报酬，结果导致在美国，有一些低技能的员工，至少有10%的劳工，他们的收入没有增长，而且实际收入降低。同样，由于人才的流动，今天中国企业里的高技能人才的工资，也在向国际水平靠拢。结果，企业内部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差距就越来越大。

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一个问题：内部公平和外部公平之间的矛盾。所谓外部公平，就是一个人在外部市场上的价码是多少，他就应该拿到多少。内部公平呢？第一，做同样工作的人应该拿着同样的报酬；第二，不同岗位之间的差距不应该太大，否则感觉上不太好。但是现在没有办法，企业面对的全球人才市场，你要在全球市场背景下满足他的价码，否则他就不干。不同的人，价码不一样，如果我们要选择内部的公平，价码就缩小，就吸引不来那些高素质的人。

我想这是我们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些中国企业，比如方正，现在的收入差距是比较小的。如果方正要从外国找人才，就要改变它原来的体制。我自己所在的学院，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一个经济学教授，年薪三万美元都拿不到。我们想和国际上的学院竞争，想引进国外的高级人才，这点工资是不够的。但如果我们给引进的人很高的工资，原来的人怎么办？这是中国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首先来看，非对称信息如何影响人力资源管理。在我们的薪酬设计中，一个简单的办法是，一个人多大的努力，就给他多大的报酬。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我们经常不知道他到底付出了多大努力，于是只能“论功行赏”。但按功劳行赏也有问题。比如一个人很勤快地干活，但是运气不好，他就没有拿到合理的报酬。还有的人，没有干什么活，但他的运气很好，他的报酬就很高。这个就很不公平。

对企业的某些部门、某些职位，要想客观它的业绩很困难。比如，衡量我们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标准是什么？很难有客观的标准。在企业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类似国家的政府部门，它的业绩很难客观去衡量，所以会导致某些冲突。一个企业要让员工有更大主动性，承担更大的风险，必须薪酬也提高。但在很多部门，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没有客观的考核指标，员工只能拿固定的工资。这就是激励与风险的冲突。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是论功行赏与任人唯贤的冲突。大家都知道，以前有个陈永贵，是大寨的党支部书记。在大寨他干得很不错，但是提了副总理以后就不行了。因为他是一个好的农民，但不是一个好的副总理。在企业内，我想好多人也感觉到了，一个职位需要的素质，和另一个职位上表现优秀的员工的素质，可能完全不一样。在学校里，一个优秀教授的工资上不去，为了提供一个奖励，我们有时候给他一个行政职位，但是在这个行政职位上并不能发挥他的才能。这就形成了论功行赏与任人唯贤的冲突。　　

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非常重要。一个办法是把“品位”和职位分开，就像在古代，你打仗的时候立功了，我给你一个二品、三品，代表对你的奖励。但在选拔某个职位的时候，不能这样，要用更严密的标准，去找到适合这个职位的人。我想今天的企业，也要把“品位”和职位区分开。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个轨道上来解决。

接下来谈非对称感知。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对事物的判断经常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道理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你认为这样对，他认为这样不对，这是很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如果大家对同样的事情有同样的看法，对同样的人有同样的判断，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

“非对称感知”是我自己的说法。在企业管理中，我把它归结为三个偏见：可观察性偏见、能力偏见、报酬偏见。

第一，可观察性的偏见，就是人们对看到的东西，总是比看不到的东西更重视，对可度量的东西比不可度量的东西更重视，这就是人的第一个偏见。

一个人的工资，只是他工作报酬的一部分。但现在，几乎所有人在谈论工作报酬的时候，除了工资，很少关心其他事情。这使得我们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过分强调、并且不得不投入巨大的物质激励。我自己感受很深。因为我在招人的时候，对方动不动就告诉我，需要多少钱。但实际上，人的幸福并不是完全是金钱决定的。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赢得他人的尊重。这一点很多人看不到。我想这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第一个偏见。

第二个偏见，能力偏见，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比别人更能干。结果，我们总是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总是对上级不满意，觉得领导没有重用我。总是在问：我这么能干的人，怎么把我放在这个位置？

第三个偏见，就是报酬偏见，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拿的比应该拿的少。这样来看，领导不仅没有给我合理的工作岗位，而且没有给我应得的报酬。结果，无论企业怎么精心设计管理制度，总有人觉得自己拿得少了，别人拿得多了，很多矛盾就是这么产生的。

最后我想，今天我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本质在什么地方？具体思路可能要你们自己来想。但如果我就此结束的话，就等于什么也没说，所以我被迫写了几条，总结如下：

第一，我觉得使命感和愿景很重要。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我们光华管理学院，海外员工的待遇，相当于过去的好几倍。海外一个新的博士生，比我们的老教授、院长的待遇还高。为什么这么多年能够忍受下来？因为我们有一个愿景：就是要把光华管理学院变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有了这样的理念，我们就可以说服大家，短期内需要忍受一些内部的不公平和差距，但是为了机构的长期发展，这样做是值得的。

第二，我们还要精心选择我们的员工。人的品德我想放要在首位；对机构的认同与热爱，也非常重要。怎么培养员工对公司的认同？这需要建立优秀企业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说不明道不白的行为规范。这个要从老板做起。我们讲任人唯贤，这就是一种文化。如果老板不能任人唯贤，谁拍马屁，他就使用谁，员工不会好好干的。

还有一点，为了克服刚才讲的“非对称感知”的几种偏见，企业的组织结构要进行模块化设计，即，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可替代的。企业的很多问题，就出在很员工对职位、报酬的期望和实际结果不一样，结果导致员工队伍的不稳定和内部矛盾。如果有了模块化的设计，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是不可替代的，就有利于消除员工的能力偏见、报酬偏见，从而给人力资源管理奠定良好的基础。

利用今天的时间，我跟大家交流了我的一些感受，对你们不一定有用，但希望有所参考。谢谢大家！

　　引外资不能变成无中国演员的剧

　　中国的市场开放和引进外资，不能演化为这样的场景：开放形成了一个舞台，但自己的演员都被赶下台，让外国人在演戏。舞台是我们的，但自己的人都是跑龙套的，剩下的花旦、主角、名角都是别人的。

　　《商务周刊》：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政府"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进外资政策，主要有两个重要环节，一个是外资的引入，另一个是自主技术的成长。到现在外资引入了，市场 中行不良资产超市开放了，但自主技术生成的环节却缺失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缺失？比较偏执的看法是，"以市场换技术"是个陷阱，您认为呢？

　　张维迎：现在审视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要与时俱进地看待这个问题，当时中国引进外资的主要任务是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政府的行为更加规范。可以说是外资的引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现在，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经济未来由谁主导的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出现foreign company dominating's china economics，即"外资主导的中国经济"，这种危险不是不存在；第二种可能，是真正的中国企业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他们主导着未来的中国经济。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两个原因，其一，世界经济的产业分工和价值链的分配产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越接近客户(消费者)这一端，产生的价值越大。现在的问题是，靠近客户、有品牌价值的公司，大多是跨国公司，中国的公司只是在为外资公司做零配件加工，处在价值分配很薄的一环，人家可以拿到20%的利润，你只能拿到5%。大家都尽可能占据产业链的高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产业全球性的整合，一定会带来财富的再分配，我们面临的困境是，肉都被跨国公司吃掉了，我们处在啃骨头的境地。其二，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问题。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不是有钱了就会赢得别人尊重，别人会看你的钱是怎么来的，其后是不是代表着一种势力。有些人可能是靠赌博起家，有些人可能是靠出卖苦力赚得血汗钱。你富了，但你是不是为人类作出了某方面的贡献？日本人发明了丰田生产方式，美国人发明了计算机技术，中国人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呢？只是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依附于跨国公司获取利益，可能难以获得别人的尊重。不可能老是在谈四大发明吧。

　　《商务周刊》：上个月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个会议上，我们注意到您提到了保护民族工业的话题，现在再谈保护民族工业，是怎样的一种保护？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背景下谈民族性、民族工业，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很多人担心，谈民族性会对中国的产业开放、市场开放造成负面的影响和效应。

　　张维迎：我其实不太愿意用"保护"这个词，我一直呼吁，应该给与中国这些民族企业--更多是民营企业一种公平的待遇，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很容易蜕变成"保护落后"。现在的"保护民族工业"不同于1980年代时的"保护民族工业"，当时这一概念很容易变成"保护落后的国有企业"，其实那是什么也不能保护的。现在我们所说的民族产业、民族企业更多是民营企业，都是从市场中来的。我更多的是呼吁给予他们一种公平的待遇。

　　中国的未来需要产生一批民族自主技术产权的品牌，这很艰难，但并非不可作为。这取决于企业界自己的努力，也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我现在担心的是，政府采取的政策导致了对外企和中国国内企业严重的不对等，相当多的政策甚至是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歧视。这导致很多中国企业在本国的领土上处于竞争不力的状态，更不要谈去海外竞争了。很多歧视性的政策，看似很小，却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给中国企业带来的竞争劣势却非常大。

　　有些地方政府把引进外资视为政绩，为了引进外资，开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比如，收取非常低的土地出让费用。还有，跨国公司可以享受跨地区纳税的政策，从而实现原材料、货物的统一配送，而由于地方政府利益分割，中国企业只能向注册地的地方政府纳税，这虽然只是小的问题，但因之带来的管理成本却很高。凡此种种，政策层面对中国本土的企业形成了很多不利的束缚，我非常担心这个问题。尽管我很谨慎，但这个问题不得不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某种程度上这甚至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

　　《商务周刊》：民营企业会是主导中国经济的力量吗？

　　张维迎：如果不被歧视的话，有可能。但如果我们歧视他，可能在国内市场就会一败涂地。未来能主导中国经济的也就是一两千家企业，要看他们是不是中国企业，搞不好就可能是外国企业。再往下是三五万家企业，再往下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小企业。如果我们处在产业链条的最底端，可能我们10万家企业的规模只相当于人家一间企业的规模。

　　《商务周刊》：什么在困扰中国企业长大？是外资的大量涌入吗？

　　张维迎：我们可以看看汽车业的境况。中国汽车产业之所以能做起来，就因为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低端市场，因此车质量差一点，安全性能差一点，消费者都会购买。这样，企业就可以积累相当的资本，进一步向高质量、高性能的市场拓展。但如果政府不向民营企业开放低端市场，就很难做。我很伤心，1990年代的时侯，中国就有民营企业申请生产研发自主品牌的汽车，但政府不给颁发牌照，不上目录，就无法生产。就像李书福(李书福新闻,李书福说吧)所讲："即使说生产汽车就像是自杀，那你也应该给我一次跳楼的机会。"但政府根本不给你跳楼的机会。不给民营企业打时间差的机会，结果就是WTO之后，外资汽车如潮水般地涌入，自主开发的道路更加艰难。如果我们在1990年代对民营企业开放汽车市场，现在的情形可能已是大不一样了。政府不能用计划经济、国家投资的概念去判断民营企业，他们不会轻易拿自己的钱做实验的。

　　很难想象20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也许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政策，会感到非常羞愧。当我们发现我们国家的经济变成一个外资主导经济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不努力，不是因为我们真正的企业家太懒惰，而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使得他们不能和外国的企业处在平等竞争的地位，我想我们应该感到心里很不安。

　　因此我们必须以一个开放性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物质产权的保护，很多方面都是外国企业待遇优于中国企业，为什么中国自己的民族企业不能得到同等的保护呢？

　　我之所以现在要接受你们的采访，就是想树立一种新的文化、新的心态：歧视民族企业，歧视我们自己的民营企业，采取这种态度、这样政策的政府官员应该感到羞愧；我们不应该沾沾自喜的宣布我们引进外资的数字又增长了多少多少，我们更应该关心民营企业成长的如何。

　　《商务周刊》：不仅民营企业家，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也认识到，外资的引进不仅没有起到我们原先设想的"溢出效应"，反而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不好的"挤出效应"。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为何没有达到既定的效果？

　　张维迎：因为你在限制民营企业，而真正能为中国争得荣誉的是民营企业。政府一方面引进外资，一方面扶植那些扶不起来的国有企业，那是不可能的。就像地方政府追求任期内政绩一样，国有企业更多是追求短期的利益，他们不会考虑10年、20年后企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好多人觉得李书福是个"疯子"，但我觉得这个人很值得敬佩。他是个"疯子"那我们为什么不试一下呢？事实上他很理智，一点都不"疯"，只是责任心太强。一个人责任心太强，如果被压抑，就会像疯子一样表现的歇斯底里。就像一个人，老是被关在屋子里就会变得歇斯底里，如果你再把笼子变小，再加把锁，就是更错误了。

　　为什么"以市场换技术"的做法没有出现技术的溢出效应？其一，你要利用人家的技术，自己的技术必须提升到一定的地步。其二，大家更多考虑眼前的利益，争着去做"二道贩子"，短时间内可以赚到很多的钱。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几大汽车制造商都被肢解了，很多丧失了自主开发的能力。现在只能指望华晨、奇瑞、吉利能不能作出点东西。

　　用自己的长处去换取自己短处的不足，这种说法没错。但从长远来看，你是不是真取得了下一步再生技术的能力。怕就怕换着换着，自己就忘了，全指望换了。最后只能不停地换技术，因为自己丧失了消化再生能力。就像一个身体虚弱的白血病人，你不能老是输血，关键是你能不能重新获得造血功能。

　　《商务周刊》：那么中国的产业政策是不是也没必要"推倒重来"了？

　　张维迎：我个人认为，产业政策坏的作用往往大于好的作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政策成功的不多。我们过去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成功的，以彩电行业为例，现在生存的企业有几家是国家定点的生产厂家？产业政策很容易造成一种危险的格局。重要的不是产业政策，而是产业制度，它是一种市场环境，而不是像产业政策那样区分该扶植那个，不该扶植那个。

　　《商务周刊》：您曾经提出，中国需要"大企业"的概念，但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企业更多是在产业链的低端，主要是制造业的低级重复，如何才能生成真正意义的大企业？张维迎：中国必须出现"产业领袖"。他会去做产业下游企业的整合。实际上，最重要的保护不是其他方面的保护，是产权的保护，给他一个稳定的预期。中国民营企业不需要优惠。

　　《商务周刊》：现在，现代、三星、大宇等韩国企业的成长正在受到关注，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企业发展道路值得中国企业借鉴。可以说，现代、三星的成功离不开韩国产业政策的倾斜和保护，比如，政府下命令每个韩国汽车企业必须开发自主研发的汽车，这样才会有税率、政策各方面的优惠。中国可以实行这种产业支持政策吗？

　　张维迎：我不赞同韩国的产业倾斜政策。中国从1980年代就开始"保护"，现在不还是落后的一塌糊涂？但市场开放和引进外资，不能演化为这样的场景：开放形成了一个舞台，但自己的演员都被赶下台，让外国人在演一出没有中国演员的中国剧。舞台是我们的。

　　《商务周刊》：中国的民营企业现在都还很弱小，是不是需要政府的一些产业倾斜？张维迎：民营企业肯定有一些小的会被大得吃掉，这是好事。哪有企业一生下来就是大的？市场会主动去整合资源。我要重申的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不需要特殊的保护，更需要的是公平竞争。

　　改革命运系于开放

　　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开放的促动下进行的。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改革的成功

　　张维迎 （原载《新青年·权衡》杂志 2006年第十期）

　　谈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一般人想到的是利用国际市 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国际人才等。的确，从经济上讲，开放使得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国可以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使全球总财富增加，福利提高。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很多人忽略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开放的促动下进行的。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改革的成功。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学者和官员持这样的观点：不是计划经济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是因为我们老在搞政治运动，没有真正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如果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并在制定计划时尊重价值规律，计划经济是能搞好的。而在这之前，更多的人相信，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幸福的国家，世界上有2/3受苦受难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

　　打开国门之后才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是何等的落后，国民经济处在岌岌可危之中。当时舆论界有一个很大的思潮认为：中国从明朝开始封闭自守，到清朝初期继续闭关锁国，不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技术，导致落后挨打。所以，中国要发展，必须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而日本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样，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开放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信念。

　　步履艰难的开放

　　中国的经济开放是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的，而这种开放并非一帆风顺。

　　中央政府对经济特区实行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政策，导致的一个问题是特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在进出口贸易上的利益冲突，这一问题导致一些人的质疑，他们认为，特区的发展来自其他地区的财富转移，而非真正的财富创造。

　　当时的政策规定，出口商品所得外汇，深圳等经济特区百分之百可以自留，而内陆城市只能留一小部分，大致20％、30％左右，其他大部分都得上缴国家。上缴之后，中国银行给你结汇，例如上缴1美元，中国银行付你1.5人民币。当时这个美元价格是低估的，低于许多出口产品的换汇成本。比如你是陕西企业，出口得到1美元，交给国家，国家按照牌价给你1.5人民币，而为了出口这1美元的商品，收购的价格可能达到2块钱，所以出口越多亏得越多。

　　而在深圳的公司，出口商品换得外汇1美元，不需要交到中国银行；它可以再进口商品，到国内可能卖到3块、5块钱。这样的话，同样的东西在深圳出口能赚钱，在内地就不可以赚钱，或者深圳赚得比内地高多了。所以内地的商品都往深圳跑，深圳那些公司也来内地抢购土特产什么的。这样就引起一些反弹，内地和沿海的矛盾很大。当时很多人骂深圳人赚了内地的钱。

　　现在来看，深圳和别的地方几乎没有区别。为什么当初不这样做呢？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深圳退回来，也是把外汇百分之百交给中国银行，那就没有贸易，谁都不愿意做，财富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二是我们都按照深圳的政策一视同仁，包括西安、郑州都按照深圳去做，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初人的观念没有到这地步。就像1990年代之前开放上海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计划经济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或者说上海是我们维持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库房，好多消费品的供应都依靠上海。

　　从权利意义上讲，当时的情况是给哪一个城市进行国际贸易的权利，就等于给他一个特权。如果没有意识形态、计划经济管理的束缚，不需要给任何一个地方特权，所有地方一视同仁，那可能更好，但是做不到。所以你只能走这个次优，部分地方开放了以后，然后是农村包围城市，逐渐的开放。开放是给一部分人特权，然后逐渐瓦解这个体制，当特权普及到每一个地方，就没有了特权。

　　以开放促改革

　　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经常受到利益集团的阻碍。过去有些体制改革走不动的时候，也会借助于开放去推动。

　　我记得1984年的外贸体制改革，就受到了外经贸部和进出口公司的抵制。那个时候的外贸体制是国家有十家大的垄断性专业化贸易公司，所有生产企业根本不允许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所以也不了解国际市场，外国企业也不知道中国的市场。所有的进出口贸易都是通过这十家贸易公司做，他们不欢迎其他企业和地区与国际市场有任何的接触。

　　当时出台的外贸体制改革就是想打破这种垄断，让更多的企业可以自己出口，或者成立地方性的贸易公司。但这对于垄断性国际贸易公司和他们的主管部门外经贸部来说，是动饭碗的问题，自然不能支持。但对中央出台的改革，他们又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开始想各种办法暗中抵制，让改革自然流产。

　　如果以积极的态度支持外贸改革，外贸部和原来的垄断性贸易公司应该把海外的客户信息告诉新的贸易公司，或者向各省开放。但这样的话，旧贸易公司的利益就没了，所以他们选择了封锁信息和贸易渠道的办法。新成立的那些地方贸易公司、自营出口公司从来没有在国际市场上跟人家打过交道，就两眼一摸黑，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闯到了香港。

　　于是香港也出现一批新的贸易代理公司，跟他们打交道。但这就侵害到香港传统代理商的利益，因为这些代理商是跟北京的旧贸易公司专做大陆生意的。贸易公司多了以后，没有了垄断地位，他们的利益就受到损害。于是他们就来北京找最高领导人叫喊，说外贸体制改革把市场搞乱了，很多公司互相杀价，“肥水流入外人田”，国家利益受损害了。他们的声音对政府很有影响力，结果，中央又出台新的文件：外贸体制三年不动。改革又收回来了。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改革领导人的策略是，搞一个新的办法，在沿海开放14个城市。不是贸易公司垄断没办法吗？那开放城市，给这14城市进出口自主权。旧体制不能从正面突破，就通过侧面迂回突破。这就是以开放促改革，我们的体制改革就是这么过来的。

　　珍惜今日开放

　　更重要的是，改革和政治过程是相连的，中国好几次改革遭受挫折的政治运动都是因为开放导致的压力被弱化。比如说，1983年大陆发起“反精神污染”运动，许多改革措施搁浅，导致好多外国人不敢跟我们做贸易，对中央产生了压力，才使得政治运动不了了之；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有一些比较“左”的、信奉传统计划经济的人，想利用这次政治运动走回头路，也是由于开放了没法倒退；甚至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也有些比前两次更凶猛的左派，想利用这次风波来否定改革，但是因为开放没有办法做到。

　　中央领导在这个方面是非常理性、明智的，包括加入WTO的决策。我们这几年在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的权力、废除审批制度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使得市场经济的建立取得了重大进步。如果没有加入WTO的压力，这些变化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有了WTO，我们要跟国际接轨，那就不可以自己关门瞎来了。原来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符合WTO承诺的东西，都要逐一去掉。所以开放是推动我们改革很重要的因素，没有开放不会有改革。

　　我之所以强调开放对中国改革的重要性，是因为历史经常被遗忘，人们对拥有的东西往往不觉得珍贵。在当前关于外资并购的讨论中，希望这些经验引起大家的反思：极端民族主义可以带来心理上的满足，但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与时俱进地调整一些政策的是必要的，但千万不要走过头。

　　更多内容见www.quanheng.cn

　　反腐败：治标不如治本

　　张维迎

　　收入分配差距是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些不仅是效率的要求，也是公平的要求，如个人在能力禀赋、教育水平、勤奋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但我们必须承认，一部分收入差距是腐败造成的，这样的收入差距是人们最不能容忍的。

　　计划经济下，也有腐败，典型的表现为招工、提干、招生中的“走后门”，投资决策中的“照顾家乡”。人们感觉到改革以来腐败比原来严重得多，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原来非货币形态的隐性腐败，变为货币形态的显性腐败，原来是送人情、关系“串换”，现在是送现金。如果把非货币的因素算进去，改革之前的收入差距可能比统计显示的要大些。心理上，人们对货币形态的腐败比实物形态的腐败更难以忍受，我称之为“可观察性偏见”(visibility bias)；二是实际的腐败确实增加了。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假定政府官员与我们普通人一样，平均来说，他们既不比我们更高尚，也不比我们更自私。在这个假设下，我曾用一个数学公式分析表明，实际腐败的增加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上述五个因素都与权力有关。权力是腐败的“本”，其他方面是“标”。反腐败要“标”“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增加权力使用的透明度和公众监督对遏制腐败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任何政治制度下，权力使用的透明度和可监督性总是与权力的范围和大小成反比的。当政府官员的权力超过一定的“数”和“量”时，要做到透明是很难的。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判断一个公职人员在采购茶叶时是否有吃回扣的行为，但我们很难判别一个投资几十亿元的项目是否合理，或者一个投资项目选址于特定的地区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还是官员以权谋私，或者政府给某个外商划拨一块地是为了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还是权钱交易。一句话，我们希望政府为我们办的事越多，政府的透明度就越低，监督就越困难，我们所不希望的腐败就越严重。一些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也有很腐败的政府就是这个道理。

　　有人曾提出“高薪养廉”的建议，有一定道理。两个法律系同班毕业的同学，一个当律师年收入几十万，另一个当法官年薪几万，要让后者抗拒前者贿赂的诱惑是很不容易的，即便不是不可能的。“高薪养廉”的作用机理是使得官员认为“腐败”不划算，但在政府官员权力过大的情况下，为了使得廉洁比腐败成为官员更好的选择，工资水平必须相当地高（有些部门可能要数十倍于现在的工资水平），“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官员工资太高的话民众也不会接受，在当今的中国更是如此。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针对当时反腐败只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我在1996年的一次会议上就指出，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统治经济的体制，不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权，私人产品（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使用上没有排他性）领域的腐败反倒是一个“次优”选择。我的意思是说，反腐败必须治本，不能治标不治本。同时做到经济高增长和没有腐败的前提是，废除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权力。一方面强调反腐败，另一方面又不想减少政府的权力，是掩耳盗铃，叶公好龙；不仅做不到，即使短期内做到了，也是以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为代价的。这是一个实证命题，不是一个价值判断。把问题说透彻，这是学者的责任。当然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代价是个价值判断问题。2000年3月，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发言中讲到，“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如果废除了政府审批，中国的GDP可以增加30%，腐败至少可以减少50%”。这个发言对随后的审批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万个善良的愿望，抵不上一个有效的行动！

　　必须承认，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常常是混在一起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发表的否定企业家群体的言论会引起社会上的共鸣。当创造价值和寻租活动混在一块以后，人们容易观其一不观其二。但我们必须明白，这是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体制造成的，是需要通过政府体制改革解决的问题。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能够使得寻租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只局限与最小的范围，到那时，企业家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

　　为此，我们需要了解“租”的根源在哪里？简单地说，任何租金都来自垄断；反过来，有垄断，就有租金。像土地、矿产资源这样的东西属于自然垄断，解决寻租的办法，最简单就是划分产权，产权明确了大家就不会寻租了；产权不明确，大家都会为争夺租金展开竞争，不仅滋生腐败，而且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目前在城市土地和矿产资源方面的寻租活动之所以泛滥，就是因为产权不明确、交易方式不规范造成的。

　　另一类是政府的规定带来的垄断，我们可以称之为行政垄断或法定垄断。比如说，电信只能发三个牌照或五个牌照，个人办企业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这就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带来了行政垄断租金，寻租的过程就是通过一种非正常的、不合法的手段（包括贿赂）打破“合法”的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寻租活动和创造价值是结合在一块的问题，寻租活动部分地恢复了价值的创造，这是经济学界早已得出的结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废除垄断；或者，在没有办法废除的情况下，通过诸如“公开招标”的方式增加交易的透明度，减少寻租活动。

　　谈到寻租的问题，我不得不谈一下国有企业的问题。我的一个简单的判断是，国有部门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寻租场，甚至可以说是“耗租场”，因为它垄断了大部分资源，但是只创造很少的价值。看看国有银行25000亿的呆坏帐就可以了。这些呆坏帐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亏损造成的，只有20％可以收回来，也就是5000亿，其余的20000亿全部没有了，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寻租者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电信公司员工的工资比其他竞争性行业要高得多，就是垄断行业全员寻租的证明。

　　国有企业靠垄断赚的“利润”不上缴财政，而亏损了由政府财政补贴。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用多数纳税人的钱“贿赂”一小部分人，也是一种腐败，类似选举中的“贿选”。

　　只有当政府的权力范围缩减到只限于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公共领域时，政府权力才可能透明，我们才有可能做到“高薪养廉”，腐败现象才有可能被基本根除，才有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

　　2006年3月25日修改定稿

　　印度经济为什么有可能超过中国？

　　张维迎

　　最近我看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两位教授写的文章，这篇文章说：印度会超过中国吗？可能在座的好多人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因为在我们心目中印度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印度经济增长也比我们要低得多，我们为什么要担心印度能够超过中国呢？但是我想他们提供的一些证据非常值得大家深思。简单的一条：中国过去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的是外部资本，而印度人靠的是本土企业家的崛起。

　　有两位教授写了一本书，研究中国的外资进入。中国外资进入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中国对外资的注入高度依赖。在1979年至2000年的时候，引进外资是3462亿美元，而其中的93%都是从1992年到2000年投资的2826亿美元，以前我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引进国，去年我们已经超过了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如果我们剔除了非国有这一部分，1993年到1994年，外资投资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是30%。

　　第二个特征，外资的投资比例上升、外资跟中国的合作项目急剧下降。

　　第三，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出口。中国制造业出口的51.2%是外资企业控制着。同样的数字，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高增长的时候，外资控制出口量是26%，印尼在1995年的时候是29%。

　　还有，外资企业是遍布大部分行业、大部分地区，这个其他国家和外资引入也不一样。其他国家外资引入都集中在少数行业、少数地区，而中国是大量的行业和地区都存在外资。与其他国家外资相比，中国的单个外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都是进入竞争性很强的行业。

　　外资为什么流向中国？美国教授说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的政策对国内私人企业的发展实行严格的限制。当然限制私人企业的发展目的不是为了引进外资，而是为了防止私人企业的崛起和传统国有部门进行竞争。

　　但是客观上，这时候就给其他竞争者留下了非常大的空间。所以一方面欢呼外资在中国巨大投资的同时，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应该有一丝悲哀：捆住了私人企业的手脚才使得外资大规模进入。未来中国市场的情况将是怎样？我个人不是非常乐观。

　　我们发现真正主导中国经济崛起的不是中国的企业，参加奥运会时，最有力量、最有希望获奖牌的人我们把他们的手脚捆绑起来，不让他们去，而拼命把大量资源、大量场地都给了缺胳膊、少腿的那些人，希望他们给我们拿冠军，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我希望大家能进一步关注：怎么样才能创造一个对中国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发展最有利的一个环境来？我想特别需要制度方面大量的支持，包括融资制度，包括大量废除现有的一些管制。

　　让商业活动更自由

　　张维迎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已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创办和经营企业所面临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更自由的商业环境鼓励更多的企业家投资创业，为更多的人提供工作机会，也激励企业家不断创新，推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有关商业环境的描述都是定性的。这种情况只是在最近才有所改变。自2003年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即通过一系列衡量政府规制和执行水平的量化指标，对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业环境进行排名，其内容涉及一个企业从诞生到消亡整个过程所要遇到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管制，以及这些法规对企业，特别是对本国中小企业的影响。每年一度的《全球商业环境报告》可以说是有关不同国家和地区企业家生存环境和投资环境最权威的指南，自出版以来，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广泛凡响，对推动各国的政策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7年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改革之道》于2006年9月6日正式出版，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于9月14日在北京举行了专题新闻发布会，我应邀在会上作了发言。作为第一时间读到这份报告的中国读者，我是既欣慰又焦虑。欣慰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以多项重大的法律法规和机构改革措施，荣获全球商业环境改革的第4名，变革步伐在东亚地区内第一，综合商业环境排名提升了15位。根据该报告，通过改革有关法规，中国加快了企业登记注册程序，加强了对投资者的保护，简化了跨境贸易的繁琐手续，还建立了消费者征信系统。这些措施都对商业活动和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令我焦虑的是，即便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中国商业环境的综合指标排名仍然靠后，位居93位（排名越高商业环境越差），在175个国家和地区中属于中等偏下。特别是，中国在“新企业建立”排名第128位：，“行业经营许可”排名第153位，“信贷获取”排名第101位，“税收制度”排名第168位。中国企业完成所有规定的注册程序到合法经营这个过程需要经过13个步骤，花费35天时间和相当于人均年收入9.3%的成本，还必须筹集相当于人均年收入2.1倍的初始资本金，而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个过程仅需要2-3天，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香港地区等）并没有初始资本金的门槛。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也是最重的，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每年必须完成44次税收支付，耗时872个小时，总税负达利润总额的77.1%，这三项指标都远远高于东亚地区的平均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调查样本是上海市，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商业环境比上海要差得多。并且，这里有一个假设，即企业家可以随时获取信息，所有政府部门及非政府部门都在有效地行使其职能，不存在腐败。

　　由此看来，尽管中国过去27年的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中国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企业方面仍然受到太多不合理的约束。事实上，以我的判断，过去计划经济下政府管理经济的许多措施都在规制的名义下保留了下来。审批制是政府部门用行政手段控制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企业做任何一件事，都得与政府官员大交道，浪费了大量本来不该浪费的时间和金钱。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伴随中国加入WTO，从中央到地方都清理了一半以上的审批项目，但数量上的减少并未伴随相应的质量变化，一些无关紧要的审批废除了，而许多“含金量”高的审批并没有废除。比如说，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投资自主权，即使私人企业投资仍然要得到政府的批准。去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36条”，旨在为民营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更自由的商业环境，但大部分条款并没有真正落实。事实上，一些本已废除的审批项目又在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名义下重新引入。在一些重要行业，“产能过剩”成为阻止民营企业进入的借口。宏观调控期间，银行甚至连贷款合同也不履行，导致一些民营企业经营困难。

　　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限制可能出于善良的愿望，如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减少污染，等等。但世界银行通过对全世界170多个国家的分析表明，政府的管制常常事与愿违。比如说，对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繁琐的市场准入法规并不能提高产品质量，保障劳动者更安全，减少污染，而只会抑制私人投资，将更多的人推向非正规经济，提高消费价格，助长腐败。那些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往往也正是对市场准入限制最多的国家。

　　这里有必要对政府管制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作点讨论。正如《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指出的，在不同国家，繁琐的市场准入程序总是与腐败相关联，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每一个手续都是一个“接触点”---一个行贿受贿的机会。不难理解，哪些商业环境最糟糕的国家，也正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过程中，企业家创造价值的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常常是混在一起的。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国家许多属于公民个人和企业从事正当的商业活动的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则被政府部门垄断，如开办企业，从事投资活动都得政府批准，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

　　对自由商业原则的限制也常常造成对普通劳动者利益的伤害。比如说，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实际上是对穷人的歧视，剥夺了他们创业的机会，并导致雇员在工资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另一个直接损害劳工利益的是政府对雇佣制度的过度干预。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用工制度是衡量商业环境的10大指标之一。该报告对各国用工制度方面的指标进行的分析表明，对雇佣劳工限制最多的国家，也是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对劳工市场严格的干预导致许多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包括创造的工作机会的减少、失业时间更长、员工的技能退化、研发投入减少、公司规模缩小等等。一些看似保护劳工利益的法规恰恰使劳工受到伤害。报告引用了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例子：在委内瑞拉，雇员害怕被提拔，原因是该国最近通过的一个法律禁止企业解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1.5倍的员工，聪明的雇主找到的一个应对办法是，如果想解雇一个人，首先提拔他，将工资提高到最低工资的1.5倍以上, 然后合法地将他解雇。

　　令人担忧的是，当中国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时候，我们的舆论界已开始弥漫着对市场的高度不信任，并正在导致着一些反市场的政策法规的出台。我希望，世界银行《2007全球商业环境报告》能加强我们对市场机制的信念，坚定我们继续改革的信心。市场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仍然是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最有效手段。如果我们的政策法规能给商业活动更多的自由，哪怕是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更多的人将会从事创业和创新活动，我们的经济增长将更具可持续性，更多的人将找到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我们的政府会更廉洁，我们的社会将更和谐！

　　（本文写作于2006年9月15日星期五，发表于《文汇报》2006年9月18日。）

　　在光华管理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张维迎

　　2006年9月10日

　　亲爱的新同学们：

　　人的一生中，真正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时刻并不很多，但我敢肯定，对你们在座的每一同学来说，今天是这种为数不多的时刻之一，因为它是你们人生新起点的里程碑。

　　你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家庭，处于人生不同的年龄，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个性和爱好，但你们曾经做过一个共同的梦，这就是“北大梦”。今天，靠着你们的聪明才智，靠着你们的勤奋努力，这个梦变成了现实，你们如愿以偿！在此，我对你们本人，你们的父母家人，以及从小到大培养你们、帮助你们实现梦想的老师，表示热烈的祝贺！北大欢迎你们！光华管理学院欢迎你们！

　　对光华管理学院来说，今天也是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一天。从此，我们多了145名本科生，153名普通硕士研究生，349名MBA学员，37名博士生。你们给光华管理学院注入了新的生命！我要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最重要的不是数量。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再过10年，20年，或许30年，你们中有些人将成为杰出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有些人将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和高级职业经理人；还有些人将成为著名的政治家、高级政府官员、社会活动家。你们将是中国社会的栋梁之才！当然，你们当中也许有人会去“卖肉”，但即便卖肉，那也是北大人在卖肉，一定与众不同！

　　我对你们如此充满信心，并不仅仅因为你们天资聪颖，也不仅仅因为我相信你们好学上进。更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你们个人聪明的脑袋与无数颗同样聪明、充满好奇的脑袋相连接，形成了一个智慧之网。在这个智慧的互联网上，你们不仅可以获得别人创造的知识，同时也为他人创造知识；每个人不仅是学生，同时也是老师。你们不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且与同代人肩并肩，手挽手，心连心，一起向前！

　　你们带着个人对未来的憧憬，带着父母的期待，来到北大，来到燕圆。北大不仅是一个校园，北大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民族历史的象征。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空气中弥漫着智慧，一草一木都富有灵气。这里不断焕发你对自由的渴望，这里激发你创造的欲望，这里容不得平庸，这里永远追求卓越。

　　同学们，在今天的中国，上大学已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我必须向你们强调，北大是培养精英的大学，光华是培养精英的学院。这是历史赋予北大的使命，是中华民族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全人类进步事业赋予我们的义不容辞的使命。所谓精英，就是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干大事的人；那些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的人；那些具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的人；那些知书达礼，能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传统重任的人；那些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廉耻之心和是非之心的优秀公民。一句话，精英就是那些可以称之为社会楷模的人。光华管理学院就是要培养这样的人才！

　　同学们，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们都能按照精英人才的标准要求自己，塑造自己。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的理念，你们的判断力，你们的行为方式，因为社会的文明进步总是在精英的引导下取得的。为了成为真正的精英，你们不仅要学习做事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学会做人的道德修养；不仅要知书，而且要达礼。你们要热爱自由，但不可随心所欲不守矩；要张扬个性，但不可孤芳自赏不合群；要养成大家风范，但也不可不拘小节；要学会独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但不可自以为是，目中无人；要有远大抱负，但不好高骛远，以事小而不为；要激情澎湃，但必须在理智的指导下选择行动；要甘于寂寞，学好专业知识，也要关注社会；要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但绝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要心中装着多数人，但嘴上不可哗众取宠；要热爱真理，也应该尊重老师。总之，你们要做君子不做小人，当精英不当乌合之众！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成为了北大人，光华人，这本身就值得你们骄傲。但你们必须记住，北大的名声和品牌是100多年来数以万计的北大人的心血所铸成。“北大人”这三个字是荣耀，更是责任；是将我们团结起来的实现理想的一面旗帜，不是牟取一己之利的遮羞布。你们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北大的形象，光华的形象。你们有一万个理由为北大的品牌添彩，没有一个理由给它抹黑！

　　同学们，在短暂的兴奋之后，从明天开始，你们就要进入紧张的学习生活。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们，读书是一个刻苦修炼的过程，你们的进步只能在“蓦然回首”时才能感到。因此，你们必须对科学有坚强的信念；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急功近利；必须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

　　同学们！我有幸在这个特殊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场合给你们讲话，是作为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特权。其实，我本人对学术研究的迷恋，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同学们的感情，与我的行政职位无关。作为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位普通老师，得天下英才育之，已是荣幸至极。我想，我们在座的老师都与我一起分享着这种感觉。我上面所说的这些话也是所有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想向你们说的。光华管理学院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我们的老院长厉以宁教授总是教导我们，学院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学生为中心。老师们最大的愿望是用我们的爱心和知识哺育你们茁壮成长，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今天也是教师节，如果你们想表达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那就发奋努力吧！你们的进步是老师们能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谢谢大家！

　　和谐社会需要新的核心价值观的塑造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实现和谐社会必须的条件是社会上大部分人认可某些基本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尊重产权、机会均等。否则这个社会无法和谐。

　　我的一个担忧是，中国未来在经济总量上的重要性远大于实际上的重要性。如果中国企业不能在核心技术、品牌方面有大的提升，在国际竞争中可能永远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企业如果是这样，就会造成整个国家的大而不强。我担心中国的GDP和GNP差距会越来越大。

　　那么，究竟怎么打造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想这可能首先涉及到企业本身的产权结构。目前来看，我们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基本都是资源或政策垄断型的。从长远来看，这些企业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真正竞争力，只能代表国家本身的规模和政府对某些产业的垄断。真正能够代表未来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我相信还是来自民营企业。中国未来在国际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不是民营企业家个人的前途问题，是中国的前途问题。

　　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

　　民营企业要真正能够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除了它自身的努力，包括技术创新、改善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提升领导人的素质等等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整体改革，取决于法治环境和产权制度的完善。我仍然要强调，未来中国和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这个产权制度要使得政府能有效地保护私人财产权，普通老百姓都尊重他人的产权。侵犯产权的行为，必须得到有效的法律制裁，无论这种侵犯是来自普通大众，还是政府部门。

　　保护产权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产权不是一个分配问题，而是激励机制问题，是人力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问题，是企业能否成长壮大的问题。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优秀的人做什么。如果私人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法治环境也不好，最优秀的人可能就不去做企业了，不去创造财富了。怎么使中国民营企业家有积极性，把这个企业做得越来越大？如果产权保护很弱，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不敢把企业发展的太快，因为企业发展太快，他雇的人，很可能拿走他的技术，跟他竞争，然后这个企业不断分裂，企业就不能做大。

　　我要特别指出，产权保护在物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相对来讲容易一点；而在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像IT、软件业、咨询等行业，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大得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下更大的力气，否则我们不可能在这些价值最丰厚的领域做出大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保护不好，最大的受害者将是中国企业，而不是外资企业，因为外资企业比中国企业更有办法自救。当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去的时候，还有多少优秀的工程师会选择去中国企业工作？外资企业真正赚便宜的是我们价廉物美的高级人才，而不是廉价的非技术工人。

　　所以未来20年，应该是中国人建立和完善真正的产权制度的20年。如果今后20年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没办法太乐观。现在的这种增长方式，要持续下去非常难。

　　和谐社会需要新的核心价值观

　　我的另一个判断是，今后20年将是中国人新的核心价值观念形成的过程。现在大家都在谈和谐社会，我的观点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须条件是社会的绝大部分人认可一些核心的价值观、核心的理念。如果没有对一些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整个社会不可能和谐。现在的社会比较分立，没有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过去，我们有时候靠强制的权力可以短期内让人们接受某种价值观，达到表面上的和谐。但是当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机会的时候，内心认同的核心价值就变得很重要了。

　　举一个例子，现在大家争论不休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能否达成一个一致意见，要看哪些事情我们可以认同，哪些我们不能认同。比如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一种制度的改变中没有输家而至少能有一部分人赢），大家能不能认同？如果我们做的是利己不损人的事，或者是利人不损己的事，或者是既利人又利己的事，这样的事大家能不能同意？如果这样的事大家都不能形成共识，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进步。还有尊重产权，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任何组织，包括政府，不通过合法的程序不可以剥夺任何公民的产权；还有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等等。如果这样的观点大家都不能认同，和谐社会就很难形成。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是不可能的。

　　和谐社会的形成需要这些核心价值观，这是我们建立理性社会的基础。我们的社会应该变成一个理性的社会。理性的社会要求我们在思考任何问题的时候，有是非观念，讲逻辑，而不能把个人好恶放在第一位。

　　比如说，作为一个理性社会的人，评价任何一个决策的时候，我们得考虑它是可选的，就是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可行的替代？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就应以更务实的角度看待次优选择。像收入分配，张三所得是李四的5倍，好像很不公平，那么我们要问一下我们有些什么可行的选择？如果一个可行的选择是张三拿五百，李四拿一百；另外一个可行选择是张三拿三百，李四也拿三百，我们当然应该选择后者。但是，如果这个选择不可行，我们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张三拿五百、李四拿一百，或者张三拿一百、李四拿八十，我们就不应该因为后者更平均就反对前者。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能在“可行性集”里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否则我们不可能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当年提出“效率优先”，不是说不考虑公平，准确一点讲，是不能搞收入平均主义，因为这样对谁都不好。邓小平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说他不想让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而是说，只有承认差别，才能大家都富起来。当时的情况时，平均主义的观念严重地阻碍着大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80年代早期，中国好多经济学家写了数百篇文章，就想证明一个道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对的！

　　一个社会更应该追求的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公平理解成机会均等，它实际上和效率优先是同一个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只要给每一个人创造平等的机会，这个社会就会是有效率的，因为资源可以得到最好的配置，每个人都可以最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现在大家争论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问题，其实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究竟什么是我们所希望的公平。

　　我为什么强调核心价值观？因为社会发展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不断争论的东西，但是有一些基本东西大家要接受，否则不要说发展，连共同语言都没有，一张口就得吵架。比如数学界要和谐，就要承认1＋1＝2。如果数学家之间连这个都不能认同，那么数学界怎么和谐？不可能和谐。

　　学者和思想家应肩负引导责任

　　在过去靠意识形态和强权维护的价值观念消失之后，新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是需要引导的，不可能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我认为，学者和思想家应该在这方面承担很大的责任。我曾跟杜维明先生交流，他说，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从西方的经验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如果倒过来就难形成——大众左右着媒体，媒体左右着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左右着学界，就很危险。

　　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我们来预测中国未来20年，学者本身的命运，学者能不能真正坚持独立的学术立场，就变得非常重要。一个学者，应该在学科规范、思维逻辑、学术思想上讲独立性。学者只代表知识本身，经过科学的分析，得出什么结论就说什么话，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那些号称自己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学者，实际上是最不独立的学者，是典型的投机分子，是被学术界所不齿的。哗众取宠，像商人一样，别人想要什么就兜售什么，尽管个人可以出名，但对社会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需要大家高度警惕。当然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要面临各种复杂的关系。过去学者不敢独立，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嘴上不敢这么说，因为有政治压力，这是最糟糕的。如果未来不能形成一批真正有独立学术精神的人，或者这样一批人受到非常严重的摧残，无论是以暴力还是什么其它形式，和谐社会不可能形成。

　　当我们评价一个学者的时候，不能用代表哪种利益的标签——只有对政客才能问这样的问题。你只能问，他做的是不是符合学术规范，符合科学规范；他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符合逻辑，这是最重要的。比如伽利略，他是科学家，他证明，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但是当时的普通大众喜欢什么？太阳围绕地球转！伽利略说了与大众不同的观点，尽管被教会判罪下狱了，但他是真正的学者，代表真正的科学精神。这样的科学家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来启蒙大众，指导我们的社会发展，但在现实中并不是大家每时每刻都能认识到。学者要超出现实、超越自我从事研究。

　　大众传媒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如果我们听任这种现象蔓延下去，社会上的好多人将越过做人的道德底线，将使得我们的社会更不和谐。

　　我必须强调，和谐社会的人要有做人的基本要求或者说道德底线。借用孟子的定义，就是人的四种本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要求我们与人为善，对他人有基本的尊重，而不是与人为恶。比如说，如果我对你不了解，没见过面，我没有读过你的东西，是没有权利评价你的。“是非之心”要求我们讨论问题时讲事实摆道理，尊重基本的形式逻辑，而不能颠倒黑白，以情绪代替理性分析。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这种是非之心，看事情不是按符合不符合逻辑，而是自己喜欢不喜欢来衡量——我不喜欢，就骂你；我喜欢你，你再坏，我也拥护。这个社会还怎么和谐？！

　　总结一下，我所理解的新的核心价值观念至少包括这么几个内容：对产权的尊重、对帕累托改进的认可、机会均等、和是非观念等。这些价值观的形成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希望未来20年会有一个大的进步。

　　企业走出去长期投入将大于产出

　　来源：人民网-国际金融报

　　在国内的众多经济学者中，张维迎教授是非常知名的一位。借此中国企业高峰会之际，当记者表示希望采访这位在学术界颇有分量的人物时，公务繁忙的他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在接下来的采访过程中，记者有机会领略到了一位优秀学者平实随和的一面。

　　记者：一提到中国企业的增长模式，我们经常想到依靠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取得发展，目前来看，这种模式是否有必要转变呢？

　　张维迎：过去的确是这样。中国企业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上，主要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实现增长，同时大量制造业也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出口增长迅速。全球化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但从目前来看，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品牌还很少，依靠简单技术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很难获得快速增长。

　　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印度、越南等亚洲国家在逐渐兴起，发展中国家的替代性很强，因此，下一步我们有必要提升技术能力、品牌战略，这些是中国企业需要面对的挑战。

　　记者：要实现品牌创新，企业应从哪些方面努力？

　　张维迎：中国企业的基础管理较弱，精细化管理程度不够，同时技术积累很少，在国际上仍属于低成本概念。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大量的制造业企业，但国际上知名的中国品牌却很少，因此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非常重要。

　　其次，从长远着眼，企业应加强研发建设。企业要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只有通过核心创新，才能实现自身的品牌战略。此外，企业应制定国际化战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国企业正面临诸多挑战，如人力资源积累不足、缺乏管理国际化大公司的经验等等。

　　记者：与进入中国发展的一些成功跨国公司相比，国内企业主要存在哪些不足的地方？

　　张维迎：许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之前，都经历过许多年的积累，与国内企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许多国内企业不可比的。尤其在企业文化方面，企业文化要经历长期的磨合，形成核心价值。这方面中国企业普遍还不太成熟。

　　记者：近几年来，除了到中国市场拓展业务的跨国公司数量日益增长外，也有很多中国企业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但目前来看，国内企业“走出去”成功的并不多，原因在哪里？

　　张维迎：中国企业要收购外国公司的话，如果没有能力在收购完成后实现整合，收购就成了一种包袱。

　　当然，如果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有能力承担整合成本，可以学到很好的经验。相当长时间内，企业“走出去”的投入是大于产出的。

　　另外，不少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对当地法律、制度和文化都不了解。在这方面，联想做得很成功。联想在收购IBM的PC业务之前，曾做过长时间的研究。东西方文化存在不少区别，企业只有对当地的制度和文化做好充足准备，才能避免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

　　此外，不少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许多在本土市场的竞争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以海尔为例，海尔在中国市场的售后服务是其核心竞争优势，但到了美国市场后，由于劳动力成本高昂，要配置和中国相似的售后服务网络规模，其成本将远远超出利润。

　　所以说，国内外市场的差别造成部分企业无法适应当地发展，这也是制约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一个原因。

　　记者：谈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迅速增长，有人认为《反垄断法》的出台会限制外资在中国的发展，对此您如何看待？

　　张维迎：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应该鼓励外资在中国的发展，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盲目吸收外资到全面排斥。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给国内的民营企业同等待遇，开放不应只对外不对内。

　　因此，取消从前的一些外资超国民待遇是应该的，但在这个过程中，切忌矫枉过正。从长期来看，对内对外一视同仁，让内外资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上，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